红楼梦《意义：人的发现》

意义：人的发现

《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称“四大古典小说”或“四大名著”。这种说法始于胡适。在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致力发掘中国传统的白话传统。但是，四部小说只是胡适所认定的传统中国四部最著名白话小说，而不是说是中国文学的“四大名著”。中国文化的正宗是孔孟老庄、程朱陆王，文艺上正统是“杜诗颜字韩文”。而且，即使在古典小说中，《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也是可以与《红楼梦》等竞争的优秀小说。

仅就胡适所说的四大白话小说中，《红楼梦》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在于：它体现中国文化中人的发现。

《三国演义》叙写的是三国纷争时代的军事战役和政治阴谋。这是英雄的故事、是争夺的故事，也是一部阴谋和杀戮之书。“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中原逐鹿，为英雄豪杰提供了广阔空间的人间情境，却绝非普通民众安宁幸福的时代。当刘备、曹操、孙权等人纵横驰骋、挥洒才智之时，却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一片荒芜。当后人向往三国时期英雄辈出时，又有多少人能体验到草民百姓的悲苦无告？正是无数生灵的鲜血染红了英雄们的显赫。小说中那些英雄们是沙场上杀人的英雄，不但杀人“如砍瓜切菜一般”，而且惯常使用火攻和水攻两种战法。水火无情，在消灭了敌军的同时又有多少房屋要被毁坏，有多少人要死去。关羽水淹七军：“樊城周围，白浪滔天，水势益甚，城垣渐渐浸塌……曹军众将，无不丧胆。”那此时樊城的普通居民呢？他们凭什么要受此大难？有谁去关心一下他们的死活？一将功成万骨枯，英雄们的作为，使得普通生命不再值得珍视。不但无数的百姓，包括那无数的士卒、小校，也只能“尔曹身与名俱灭”。三国英雄们在纵横捭阖、运筹千里的同时，一刻也少不了阴谋诡计、阴险狡诈。董卓被杀之后，他的四个旧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准备上表请罪，谋士贾诩却说：“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缚君。不若诱集陕人并本部军马，杀入长安与董卓报仇。事济，奉朝廷以正天下；如其不胜，走亦未迟。”李傕等人深以为然，于是西攻长安，杀死王允，劫持皇帝，所到之处烧杀抢劫，放火决水，无所不用其极，得逞于一时。贾诩确是“算无遗策”，但其后果却是重启战端，祸国殃民。魏蜀吴三国之间，几乎每天都在相互盘算，任何一方面有什么动作，便“早有细作”报入另外两方。在小说中，三国之间如果有一天不再有战事，那争斗和算计就发生国家内部，它同样会导致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在小说叙述中，烧杀抢掠、施暴斗狠、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这些本来并非人性中良好品质的行为，只要与“心怀大志、图谋天下”发生关系，似乎就成了英雄行为、值得肯定。这是地道的权力政治、阴谋政治。作为历史描写，这是真实的；作为文学作品，这是卓越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当普通百姓满足于日常生活时，英雄们总是在憧憬着某种重大时刻，准备着一显身手。也许他们志向高远，也许他们身心矫健，也许他们欲望超常，总之衣食庸碌、家长里短、殷实富足等俗世理想已难以范围他们。呼风唤雨改天变地，称霸一方统驭万姓，按自己的思路梳理人间，把一己的意愿嵌入历史，才是英雄们的生命寄托。现代读者也许可能欣赏某一英雄，但不会希望自己遭遇这一“英雄辈出”的时代，因为那也是人命如草的时代。

《水浒传》描写的是好汉们杀富济贫的江湖世界。在这个由武艺和计谋主导的强人世界，好汉们济贫义举当然不少，鲁智深便是其代表。但在通篇回荡的铲除人间不平的呐喊声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好汉们恣意杀戮、小人物活该受死。如果说为了反抗不公的社会秩序可以无视法律，那么践踏社会道德规范、经常采取残酷手段就不能得到谅解了。武松血溅鸳鸯楼，连张都监府的家人和丫鬟也一并杀死；李逵杀人从不加区分，只图杀得手顺。江州劫法场时，他“轮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只顾砍人……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里去”。晁盖叫他“休只管伤人！”李逵“那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习惯成自然，李逵杀人成性，将杀人作为“快活”。三打祝家庄前他说自己已“闲了多时，不曾杀得一人”，要求自带二三百小喽啰“把这个鸟庄上人都砍了”。打仗之外，为了把好汉们“逼上梁山”，也弄出惨剧。如设计使卢俊义、秦明家破人亡，然后逼其上山；为赚朱仝上山，李逵砍死年仅4岁的小衙内，内心无一丝愧悔。当代文学家史夏志清指出：“这些故事至今流传不衰，实在与中国人对痛苦与杀戮不甚敏感有关。”“官府的不义不公，激发了个人的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它制造了比腐败官府更为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一个秘密团体在求生存争发展的奋斗中往往会走向它声言要追求的反面。”总之，好汉们确实在除暴，但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安良。尤其令人浩叹的是，好汉们对女性基本上没有尊重和爱护。梁山女性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梁山英雄，她们的共同点只是英雄而无女性所独有的特点。比如一丈青扈三娘武艺高强且美丽动人，但在最后排座次时，战功赫赫的扈三娘只能屈居第59位。重要的是，作者没有稍微深入一下这位女杰的心理世界，当其全家因梁山与祝家庄的斗争而被杀光时，我们看不到她的悲痛；当宋江作主，将这位色艺俱佳的“一丈青”嫁给武艺平平的好色之徒“矮脚虎”王英时，我们也看不到她的半点犹豫。另一位女英雄孙二娘绰号“母夜叉”，“眉横杀气，眼露凶光”，所作所为多是粗野残忍、杀人不眨眼。侠女之外，是三位因偷情而被英雄所杀的潘金莲、阎婆惜和潘巧云。小说没有对她们何以偷情做任何理解，更谈不上同情和理解。武松杀潘金莲时，是“挖开胸膛、抠出心肺五脏，供在武大灵前”。杨雄杀潘巧云时，“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好汉们一扫儿女情长的威武神勇确实令人兴奋，但他们在好勇嗜杀、尽情报复的同时，从来没有关注过普通人，特别是女性的痛苦。疾恶如仇、杀人如麻，固为好汉本色，同样也加剧了社会的悲剧。所以，《水浒传》所表达的“逼上梁山”的主题，在依然存在严重不义的人类社会，永远有其合理性。好汉们的最后遭遇令人浩叹：不被遭遇就只能永远当强盗，招安后也得不到信任，最后同样是死路一条。我们如何能走得出这一悲剧的命运？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追求公正的社会政治秩序？作为一部叙述反抗的小说，在如何对待生命、对待人这一根本问题上，《水浒传》没有超越传统。第七十二回九纹龙史进醉后高歌：“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这也正是人类的永恒渴望。历史上从来不缺少英雄，但奸邪似乎从未离开过这个世界。这不是因为龙泉剑杀不完天下奸邪，而是因为公平社会和清平世界不能仅仅靠龙泉剑来建立。以暴制暴在古中国长期存在并不奇怪，但在当代中国，则必须对此有清醒认知。

“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是中国古训。其意是说青少年要学会谋略，壮老年不能丢掉尚武精神，如此才能成就大业。这种或暴力嗜血或谋略文化的传统的核心，是对生命的蔑视，尤其是对女性的冷漠和蔑视。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并不沮丧的是，这一传统到了《红楼梦》而得到改变。曹雪芹以悲悯的眼光俯视个体生命的卑微与无奈，尤其是对女性充满了理解和尊重，把几千年来“男尊女卑”不正当的地位颠倒过来。在潦倒的晚年，作者常常怀念年少时结识的几位女子，颂扬她们才貌出众，不可多得，万万不可因为自己的没有出息，碌碌无闻而湮没了她们，所以要为“闺阁昭传”，为这些德才出众的女性立传。“紫金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和传统思想中的男性中心论相反，贾宝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的名言，充分表达了贾宝玉、也就是作者对女性的尊重与肯定。大观园中的女子，不但美丽聪明，而且是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的、有独自个性的人。作者对她们的命运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并以其精细的雕塑力，创造出许多个性鲜明、优美动人的女性形象。对于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爱情和尊严的林黛玉，有着火一般热情而被生生扑灭了的晴雯，不惜用生命来证明自己清白的尤三姐，作者都充满了强烈的同情和赞美。《红楼梦》的所有人物，凡是同一辈分者，男的一律不如女的。女性在这里第一次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人的形象出现，贾宝玉佩服探春的精明强干，欣赏湘云的豪爽清朗，同情迎春的怯弱不幸，喜欢宝钗的雍容端庄，与林黛玉更是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在这些贵族小姐外，贾宝玉对身边的丫鬟们，也尊重、同情她们，平等对待她们，为她们哭笑喜忧。只是通过贾宝玉，中国文化才把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权利呈现出来。基于这种深刻宽广的人文情感，曹雪芹在常人看不到悲剧处体会出悲剧。小说既是女性的悲歌和赞歌，也是对普遍人的悲歌和赞歌。

在《红楼梦》中，不但所有的特异女子都走向悲剧命运，“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而且作者由此得出“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虚无主义。这种宿命论虽然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意义和社会批判精神，但毕竟可能导向对此生价值的否定，因此《红楼梦》也有它的局限。这样说起来，《西游记》可能是最少消极影响的了。这是一部幻想成分特别浓烈的神魔小说，但表达的却是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故事。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为，一闹海龙王，二闹地狱府，三闹天宫，并且还和佛祖打赌，藐视一切权威。这是一种不愿受拘束、不墨守成规的个性，充满大无畏精神。几乎是破天荒地，《西游记》揭开了所有凛然神圣、正大光明的面纱下的荒唐和无耻。至高无上的天宫充满了欺诈、虚伪，西天净土有贪污腐化、营私舞弊，佛祖的弟子阿傩、迦叶二尊者会向长途跋涉的清贫行脚僧索取“人事”……天上人间，哪里还有正义和公道？天下乌鸦一样黑，只要有权力，就有丑陋、有残忍、有无耻。只有孙悟空出来，勇敢地挑战一切不义的礼法、秩序，无条件地追求正义和公道。孙悟空也多次大打出手，但千钧棒下，死的都是妖怪。牛魔王、蜘蛛精、白骨精等，都是害人之妖。特别有价值的是，即使像孙悟空这样心地善良的武林高手，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约束，否则很难保金箍棒下没有冤死鬼。那就是唐僧的紧箍咒，孙悟空始终没有殃及无辜。小说把佛教的“慈悲为怀”与生命关怀和人道自觉联系起来。唐僧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圣人，他所表达的以人为本、以生命为本的价值观，正是传统社会所严重缺乏的。我们只是遗憾，中国文化中，只有一个唐僧。

中国文化的当代解释者余英时指出：“中国历史有许许多多的好处，也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可是有一个问题大家都公认的，中国不论儒家、道家或是佛教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使政权的转移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过去我们只有一个方式结束一个政权，那就是暴力的革命，用武力来推翻。王朝的兴衰，最后是决定于武力，避不开杀人流血，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上述四部古典小说都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当我们指出它们中的一些不符合现代社会价值标准的同时，丝毫没有否定其历史地位的意思；同样，我们高度评价它们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它们毕竟是诞生于遥远的年代，问世于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还没有受到充分尊重的年代。因此，我们在阅读四部名著时，必须具有明辨的眼光和批判的意识，以尊重生命、维护人的生存权利的人道情怀为准则，树立合乎人性和人道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推动中国文化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