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薛宝钗：礼（理）的悲喜剧》

薛宝钗：礼（理）的悲喜剧

以薛宝钗的冷静理智，对贾府的现状想必会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她以待字闺中的小姐身份帮着母亲管家，更有一种他人不及的真切感。抄检大观园后，她劝王夫人：“据我看，园里这一项费用也竟可以免的，说不得当日的话。姨娘深知我家的，难道我们家当日也是这样冷落不成。”充满着当局者的现实感，无可奈何的悲凉中又有不甘没落的执着。

所以她平时的言行就十分谨慎。平时既注意到湘云的佩戴这样的小事，关键时刻又能不关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她的护身能力是最强的。王夫人抄检大观园后，她率先搬出大观园，锁牢通向贾府的院门。这一行为正如张爱玲说的：“宝钗出园，固然是为了抄检不便抄亲戚家，所以她避嫌疑搬出去了，但是抄检也是为了园中出了丑闻，她爱惜名声，所以走了。”宝钗有多方面的实际才能，一边和姐妹们吟诗猜谜，一边管家做女红，能掌握贾母的爱好以求欢心，也能和丫头平易交谈，能顶住夏金桂的胡搅蛮缠，也能博得多疑尖刻的黛玉的好感，与人相处，既未无情翻脸，也不真情交心，一切都那么玲珑得体，那么豁达大度，上上下下，谁不称赞宝姑娘？

但宝钗又有不讨人喜欢的一面。小说第二十一回，袭人在屋内梳洗。

忽见宝钗走来，因问：“宝兄弟那去了？”袭人含笑道：“宝兄弟那里还有在家里的工夫！”宝钗听说，心中明白。又听袭人叹道：“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凭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宝钗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闲言中套问他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

这是宝钗第一次与袭人谈话。她是如此的敏感，从一句话就能判断袭人其人不简单，然后刻意套问，以掌握袭人心理。如此重视袭人，当然是因为袭人是贾宝玉屋里的大丫头，对宝钗处理好与宝玉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宝钗的习惯，她是用心琢磨人的。这不是一种令人喜欢的性格。宝钗另一个引起读者不满的，是黛玉。小说第二十七回，宝钗去找黛玉，碰巧看见宝玉进了潇湘馆，便抽身而归，在回去的路上因扑蝴蝶而无意间听到了小红和坠儿的谈话。

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道：“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犹未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内的红玉坠儿刚一推窗，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两个人都唬怔了。

宝钗并非刻意偷听，但发现不妥后却嫁祸林黛玉，无论是否自觉，都是劣迹。贾府的丫鬟们一般都与黛玉疏离，就像小红说的那样：“要是宝姑娘听见，还倒罢了。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他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风声，怎么样呢？”宝钗的嫁祸，使黛玉结怨于丫鬟。其实，黛玉固然有时刻薄，但决不伤害他人。倒是宝钗，在宽厚的外表下，却有这类极不磊落的行为。

情榜上给宝钗的评语是“任是无情也动人”。“无情”确是宝钗的特征，但宝钗也并不是恶人一个。第六十七回，薛姨妈与远道贩物归来的薛蟠，都在为尤三姐之死和柳湘莲之出走而伤感叹息。

宝钗听了，并不在意，便说道：“俗话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前日妈妈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倒是自从哥哥打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贩来的货物，想来也该发完了。那同伴去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回来几个月了，妈妈和哥哥商议商议，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别叫人家看着无礼似的。”

此时的宝钗，连对一件人命关天的事的好奇心都没有。柳湘莲曾救过薛蟠一命，两人为结义兄弟。柳湘莲与尤三姐订婚后，因怀疑“你们东府里除了两个石头狮子，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所以有退婚之意。刚烈的尤三姐受不了这一污辱，吻剑自杀。柳湘莲惊愧恨之后随道人而去。有这一层关系和这一件事情，宝钗也很平淡地以“人有旦夕祸福”来打发，人情上是说不过去的。接下来，宝钗话题一转，让薛蟠请客以慰劳随其远行贩物的伙计，这又表明宝钗非常懂得人情世故，会笼络人心。王蒙从此认为：宝钗还不如“呆霸王”薛蟠有人情味，“薛蟠请客，酒席描写极平淡乏味……但席中提起柳湘莲之事，薛蟠长吁短叹，伙计们见状‘不便久坐，不过随便喝了几杯……散了’。薛蟠与众伙计的人情味与宝钗的冷酷成为对比。原来薛蟠设宴一场只是为了反衬宝钗之冷、之自私”。不过，曹雪芹写人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宝钗接下来的行为则又让人刮目相看了。薛蟠带回一厢江南的土特产品给宝钗。

且说宝钗回到自己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的过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当，也有送笔墨纸砚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坠的，也有送脂粉头油的，有单送顽意儿的。只有黛玉的比别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

这表明宝钗对黛玉是另眼相看的。她像贾母等人一样，对孤独敏感的黛玉也是怀有真切的同情和关爱。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宝钗的真诚，正因为她并非绝对的无情，所以才有“动人”的一面。

能说宝钗虚伪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她自己就曾以诗言志，公之于众，和贾府那些老少爷们相比，宝钗诚实多了；如果真是虚伪诈世，饱于世故的贾母也就不会中意她了。小说第五回，宝钗进贾府后，因其“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宝钗原有忠厚的一面。以至于小说家高阳认为：“仅就八十回以前而论，只看到一个心地纯厚，见识高超，处处容忍退让，为人设想的宝钗。哪里有一个点儿奸相。”只是她自觉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纳入“礼”的结构，理智地奉守传统和社会（通过家庭来实现）为女子立下的规矩，努力把自己塑造成符合社会标准的淑女，并在这一过程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自私之中有奉献，奉献之际顾自己——这可能是传统社会中一个女子所有采取的最得体的方法。

在传统思想中，“礼”“理”是应用相当广泛、歧义也最多的概念范畴。大体说来，“礼”主要是社会群体对个人的节制规范，“理”是万物所以然的必然根据。“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礼原是人类生存所必需，是族类群体的共同规定；另一方面，“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邵雍《观物内篇》）“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朱熹《近思录集注》）“理”是真实的存在而非主观的臆想。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是把“应当”等同于“必然”，这两个概念便被混同起来等值使用，人不只是感性生物，也是合“礼”（理）的存在，宝钗就是以“礼”的实践而完成自己的。尽管在造成宝、黛爱情悲剧中有她一份，尽管具体个人对过分的隆礼矫情都有本能的反感，但历史地看，却必须承认“礼”（理）的存在，接受宝钗这样的人物。没有礼，没有宝钗，是难以维持秩序的。沈亦然不是说过“良缘合让林先薛，国色难分燕与环”吗？虽然庸俗，却也道出了某些真情，宝钗可以与黛玉颉颃的，不是其“国色”，而在其对具体道德的实践。因此，可以同意“钗黛合一”论，但需予以新的解释，即鲜明对立而又相互补充的“合一”。

问题的实质在于，无论“礼”怎样具有存在的充分根据，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从总体上说，它是以对个人的约束和控制为前提的，是异在于人本体的外在结构，宋明理学高扬“理”就是为了强调实现专制伦常秩序和等级制度的普遍必然，维护高压统治的长治久安。在宝钗生活的时代，虽然清初几位雄才大略的君王在宣传孔圣经典、阐发礼法伦常方面所做的努力大大超过此前的任何朝代的任何皇帝，“礼”及其所依附的中国传统社会却已到了无法挽回的衰世颓运，其虚伪残酷已恶性延伸，贾宝玉就批评说：“好好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得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宝钗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社会伦常的符号，她用礼来克制自己，也用礼来规劝黛玉，她把自己的真实人性取消了，也希望对一切人都绳之以“礼”。所以，追念包括宝钗在内的“异样女子”的作者对她也有微词：“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和，自云守拙。”

还不止于此，宝钗并不是《牡丹亭》中陈最良那样僵化固执的腐儒，她是一个有功利目的的青春少女，而且对大家族所面临的危机有切身体会。她深知在家庭生活中，在和姐妹们的交往中，仅仅捧着高谈性理的讲章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做出各种相应的变通和修正，以双管齐下，面面俱到，既不违理，也不悖情，“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总想在遵循道德规范和伸张个人欲望之间保持平衡，其用心可谓良苦。但由于她把礼当作最高原则，在实际运用上就很难两全其美，倒显出她的虚伪和世故，而这种做法本身也表现出她的城府和圆滑，所以宝钗引起众多论者的抨击，像猜度贾母的用心、迎合王夫人的意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乐于助人慷慨大度的热心，等等。其实，就她本人而言，不过是按礼行事而已，后人可以不喜欢这些行为，但实事求是地说，宝钗并不是居心不良地做这些事的。即使大做“金玉良缘”的文章，争取“宝二奶奶”的位置，不也是她的权利吗？长者既然没有公开承认宝、黛爱情，宝钗就有权利争取自己的婚姻，何况宝玉着实可爱。如果宝钗是个惯于搞阴谋的小人，贾宝玉何以对她始终有着敬重之感呢？当然，说她虚伪也不全是冤枉，因为“礼”（理）之于她并不全是真正的信仰，而有些为我所用的意味。换言之，她所坚守的“礼”在实际人生中就必然带有虚伪的特征，而为了避免这种虚伪。她又在“礼”的衣装下“走私”自己的世俗功利，那么，对于“礼”而言，她也有些虚伪。应当这样辨析宝钗的人格：“礼”（理）的悲喜剧。

所以，与其责怪宝钗其人，不如把锋芒指向传统的礼，它才是本源的伪。强调“礼”的必要性的荀子，也同时指出它是“伪”——对自然人性的改造、陶铸，若不是礼的羁绊和拘缚，宝钗也依然是个可爱的姑娘，而当她因袭传统接受礼的规范以后，无论怎样委曲求全，补苴罅漏，也丝毫遮掩不了“礼”的反人性的本质，宝钗虚伪的深刻性就在这里。

这是宝钗选择的错误。贾府崩溃所透露出的文化信息，表明传统社会的上层建筑“礼”已成为毫无历史合理性的僵死形式，已不可能给恪守它的人提供保护，带来幸福，宝钗出生得太迟了，她只有分担贾府衰败而带来的一切。她和超越时代的贾宝玉刚好相反，在这两极对立中，《红楼梦》对“礼”提出了根本否定，其潜在意义，也许是作者本人所未能自觉的。宝钗最后的结局，其实比黛玉还糟，“想哥哥也在外监，将来要处决，不知可减缓否；翁姑虽然无事，眼见家业萧条；宝玉依然疯傻，毫无志气”。她的最大成功是和宝玉的婚事，但匆忙安排的婚事原是为了医治贾宝玉的病，婚后的主要责任是恢复宝玉的健康以重回人类的感情世界，宝钗“自愿放弃她的生活的舒服、健康和显赫的地位，自愿放弃夫妇之性爱。她希望得自宝玉者是关心别人和仁慈。她的最后惊愕是一个以对于苦痛过度敏感为其最可爱特质的人现在竟全然不关心。再获得他的精神基质之后，宝玉已变成一块石头”。

但宝钗终于成为“礼”的殉葬品，又是有她自己的责任的。作为贵族家庭的一员，毕竟不是旁观者，家族的败落，少不了她一份，何况她接受了宝二奶奶的位置呢？她的整个人生态度无疑是积极的，与凤姐、探春这些同样是积极的人相比，唯有她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她对贾府的具体事务，又显得太冷淡、太消极了。自然，她是看准了的，不插手那些容易得罪人、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专在上层人物身上下功夫，然而这两方面并不能完全分开、“风起于青蘋之末”，她这样的袖手旁观，实质上是对贾府的崩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于连自己也被随之陪葬。

站在宝钗的立场，自然也可以为她辩护，即当她成为宝二奶奶之后，会有一番作为，她会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整顿家庭，使之中兴起来，延续下去。但即使如此，贾宝玉一走，她还剩下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