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的历史命运

孝的历史命运

孝是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也一直受到持续关注并颇富争议性的问题。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孝经》，不仅分门别类地论列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与庶人等当时五类社会成员应具备的孝德与孝行，而且对孝的价值意义做了高度肯定。《孝经》不但认为天地万物之中，人类是最为尊贵的，人类的行为中，没有比孝更为重大的，且进而强调，最高的孝弟之德与孝弟之行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可以通达于神明，光照于天下，感通遍润于一切，因此，孝不仅是人类首要的品性，而且是“天之经，地之义”，堪称体现了天地的根本精神。在传统中国社会之中，孝亦可谓极受尊崇。它不仅被称为“百善之首”，而且曾经不止一个王朝明确号令“以孝治天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成为了国策。其间虽然也偶尔有个别人发出过“非孝”的声音，如东汉王充就曾有“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的说法，孔子第二十代孙孔融进一步发挥此说，提出了“父母于子无恩”论，认为“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父亲对儿子的亲情关系呢？就其本意而言，儿子的结胎只是因为父亲情欲作用的缘故！再说儿子与母亲之间，又是怎样的？就像一个物体寄养在缻中，一出娘胎就分离了”，但由于儒家思想长期以来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已堪称根深蒂固，因而这样一些“闲言碎语”并不足以动摇孝的地位。

然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文化传统遭到激烈批判的同时，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孝也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领袖人物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都曾先后著文，对孝提出了批判。这其中对孝的掊击最为集中，亦产生了最为广泛的社会影响的当属被胡适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他先后发表了《家族主义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等文章，明确指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孝，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地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以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孝字的大作用，便是如此！不仅如此，由于孝的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而君主专制所以利用家族制度的缘故，以孔子弟子有若的话为最切实。有子说：孝弟是人的根本。一个孝弟的人，一般不喜欢犯上；不喜欢犯上而喜欢作乱者，从来没有过。孝弟成了消犯上作乱的重要方法。这样，儒家的孝弟成为二千年来联结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不可动摇的“根干”。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儒家的主张“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吴虞的相关论断，显然是立足于传统社会中家与国之间的紧密关联，从家庭与社会这两大层面对儒家所推重的孝提出了颇为尖锐的批评。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孝的大力批判为标志，在现代社会中，孝事实上受到了相当的冲击。但是，对孝所具有的复杂性，我们应当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由于孝是一个本身有着丰富的义涵同时又在传统社会中涉及面非常广泛的问题，因此，在它的旗号下，既包含了高妙的理想性境界，也不乏感人至深的美德美行，但同时也存在着某些并不美好甚至颇为丑陋的东西。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非孝”的确堪称触及了传统社会中与孝或多或少有着内在关联的真实一面。它对于我们超越单向度的传统视野更为全面地对孝加以审视特别是更为清楚地认知其问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即使把孝仅仅看作一种社会性的道德伦常规范，这也并不是它的全部内容。而正如我们后面所要讨论到的，由于孝还构成了中国人寄托其终极关怀的一种重要方式，试图仅仅通过揭露其作为社会性的道德伦常规范的弊病就将其在中国文化中连根挖断，显然不能看作是一种具有厚重历史感的深长之思。在成熟形态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出现基督教式的人格神信仰的宗教，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之所以如此，是与儒家思想以自身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之道，从而充任了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宗教性功能直接相关的。而孝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