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的人文主义

内在的人文主义

如所周知，无论自然主义还是人文主义都是源自西方的观念。在宽泛的意义上，西方现代文化中的自然主义代表了这样一种立场，它主张用严格的自然范畴来解释一切现象和价值，把自然看作一切存在的最终源头，并否认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人文主义则主张把人的价值看作一切事物中最为根本亦最为重要的价值，在反对用神性压抑人性的同时，亦强调通过人对物（自然）的征服和占有来体现人的价值意义。不难看出，西方现代文化中的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是相互排斥的，也就是说，在西方现代文化的观念系统中，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具有非此即彼的排斥性，说一个思想系统是自然主义的，就意味着它不是人文主义的，反之亦然。由于在西方现代文化中人文主义是外在于自然的，因此，可以把西方现代人文主义称作“外在的人文主义”。由于西方文化囿于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二分的传统，人文主义被设定为既与自然相对立也是外在于超自然的，肯定人的价值就要牺牲与人不同的价值。由此，在西方外在的人文主义的视野中，自然被当作无生命的存在，只是人们探求、利用或控制的对象，因而人与自然是互相对立的。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却不是互相外在、互相对立的。正如学界已经注意到的，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文化看待天地宇宙以及万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觉地把天地宇宙以及万物均看作类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在儒家思想中，这在经过《易传》而最终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的《周易》哲学中已有明确的表现。《周易》借助于卦爻符号，建构了一个纵贯天、地、人，横阔时、空与变化而又一体相连的整体宇宙系统。贯通这个系统的基本范式正是生命典范。《周易》不仅肯定了天地宇宙、万事万物是处于永恒变化、运动过程中的，而且鲜明地将“易”解释为生命的流行。《系辞》“生生之谓易”的界定就明确地说明，变易的本质特征正是生命的大化流行。在此基础上，《周易》不仅把天地看作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生命的根源（《说卦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而且明确地把天地最高的德性看作“生”（《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即不断地创发新的生命与生机、生意，这就进一步从“生命典范”的视角揭示了天地宇宙、万事万物之间作为“生命”一体相联的内在关联。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构起了一个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万物”“范围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贯之的机体网络系统。《系辞》明确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此道是至易简而又至广大的：易道实在是太博大精深了！往远处说，没有什么东西不在它的范围之内；往近处说，一切事物都稳定而恰当地处在《周易》所呈现的位置上与秩序中。就天地之间而言，易道所包含的已经堪称完备了。体现天道的“乾”，其静而专精，其动而刚直，所以能够使生命更为充实而伟岸。体现地道的“坤”，其静而敛藏，其动而扩张，所以能够使生命更为广大而绵厚。易道的广大与天地的博厚相一致，变通与四时的更替相一致，阴阳之理与日月的运行相一致，易简平凡之善则与最高的德行相一致。由此，在儒家思想中形成了“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论”。在这一世界图式中，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既各自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系统，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它们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种内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构成了万物的存在根源，同时也是贯通万物的内在本性。以生命体存在的万物统领于“道”或“天道”，共同构成了充满生机的大化流行。

在儒家“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的世界图式中，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人文主义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根据成中英教授等的研究，儒家的人文主义与现代西方的人文主义之间又有着“内在的人文主义”与“外在的人文主义”之别。人文主义通常被了解为一种观点与态度，也即人在一切事物中是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人的任何活动，必须朝向人的种种价值。可以把人文主义分为内在的与外在的两种。在西方大部分的人文主义都是外在的。而在中国哲学中的人文主义却是内在的，自然被认定内在于人的存在，而人被认定内在于自然的存在。儒家“内在的人文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从“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的世界图式出发，突显了人与天地万物的内在关联。它强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是内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万物的。《周易》哲学从两方面突显了天地万物对人的内在性。

其一，天地万物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确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就可以有针对性地确定礼义与礼仪。这显然是把天地万物的存在看作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说卦》指出：从前圣人作《易》的时候，以顺性命之理为基本出发点。所以将天之道命名为阴与阳，将地之道命名为柔与刚，将人之道命名为仁与义。包括天地人三材而每一材都有两个方面，所以六画就构成了《易》的卦象。不仅区分阴阳，而且交叉使用体现柔刚，所以《易》用六个位置就设定好了章法。这也清楚地说明，天地人及其运行律则是融为一体的，人在存在形态上是不外于天地宇宙的。

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价值之源，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结果。《乾·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的论断，直接揭示了作为天之表征的乾道与万物之本性的关系：正是天道的变化为万物本性的贞定确立了根据。这也就为人在德性上效法天地提供了可能。由此，《易传》进而明确将“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指认为人的责任与义务。这样，《周易》事实上是将天地之德看作人之德性的形上根据。这从《系辞》“生生之谓易”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论断中即可清楚地见出：“生”不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态，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为人类提供了价值的源头。由此，《周易》开启了后儒以“生”释“仁”，将人之本质属性与天地之德相联系，以为之确立形上根据的基本精神方向。

与此同时，人作为大宇长宙中唯一具有灵明者，又不是完全类同于其他万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种特殊使命，即通过人的存在而不仅更为充分地实现天地之道，而且使之发扬光大。《论语》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所谓“尽心知性以知天”、所谓“践形”，《中庸》所谓“只有天下最真实无妄者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助成天地化育生命；能助成天地化育生命，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所言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堪称是十分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哲学对人之使命的基本体认：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之理要求，人不仅要通过效法天地而成就自己作为人的德性，而且还有着内在的义务与责任将其德性施之于宇宙万物，以切实尽到参赞化育之责，充分地实现天地生生之德，使大宇长宙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在这里，张载不仅鲜明地展示了天下一家、民胞物与的仁者气象，而且道出了一个挺立于大宇长宙之间的仁人志士的“天地情怀”。当然，在中国哲学中，人虽有着与其他万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这一特殊使命归根结底依然是为了实现天地万物自身本有的内在价值，其特殊之处只在于：只有通过作为天地之灵明的人的努力，天地万物自身本有的价值才能实现得更为充分亦更为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