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之辨

和同之辨

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记载讨论“和同”关系的典籍是《国语·郑语》。在郑桓公与西周太史伯阳父即史伯的谈话中，史伯对应性地使用了“和”与“同”的概念，并说出富含哲理的话语。在他看来，和能生成新的事物，同则只是相同东西的堆积，不能生成新的事物。把不同的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叫作和，因此而能丰富、发展，并使事物不脱离和的统一。如果用相同的东西补充相同的东西，由于得不到发展，事物归根结底就要消亡。正因为此，古先圣王通过使土、金、木、水、火五行的有机结合，而得以助成百物的化生。他还指出，一种声音太单调，没法听；一种物品没有文彩，没法看；一种味道构不成美味；一种事物没比较没法品评。

此后，齐国大夫晏婴在与齐景公的对谈中，进一步言说了这一道理。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景公从田猎的地方回来，晏子在遄台侍候，梁丘据驱车到来。齐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是和谐的啊！晏子回答说：梁丘据只不过是相同而已，哪里谈得上和谐？齐景公说：和谐跟相同难道不一样吗？晏子回答说：当然不一样。和谐就好像做羹汤一样，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薪烧煮，厨师加以调和，使味道恰到好处，既不让它太过清淡，也不让它太过浓烈。君子喝了它，就会心平气和。君臣的关系也是如此。君主认为行而其中有不行的，臣子应指出其不行以使相关考虑更加完备。君主认为不行而其中有行的，臣子应指出其行的内容以去除其不行的内容。这样，政事平和而有序，百姓亦无争斗之心。所以《诗》云，有着调和好的羹汤，味道恰到好处而又干净，神明享用而无可挑剔，上下和睦而无纷争。古先圣王调剂五味、调和五声，是为了心平气和，以助成美政。音乐的道理也一如味道，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等相互配合，由清浊、大小、短长、缓急、悲欢、刚柔、快慢、高下、出入、密疏等互相调节而成的。君子听了这样的音乐，就会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德行就会调谐。所以《诗》云，美善的音乐没有瑕疵。现在梁丘据可不是这样。君主认为行的，他也跟着说行；君主认为不行的，他也跟着说不行。如果只在水里加入水，谁会吃它呢？如果琴瑟只弹一个音，谁会听它呢？不能简单雷同的道理就是如此。

史伯和晏婴都深刻地认识到了“和”与“同”的差别，并鲜明地提倡“和”而反对“同”。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进一步就“和同之辨”做了总结，专注于从德性的角度，在君子与小人对举的意义上，做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归结。在孔子那里，只有互有差别甚至矛盾对立的多种因素、多种事物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调剂、相互补充、相互生发、相互推动而构成的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整体世界，才是君子所应当促成的理想世界。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孔子力图把“和而不同”的原则贯彻到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

在个人修养上，孔子主张既不能让“文胜于质”而流于文弱，也不能让“质胜于文”而流于粗野，而是应该使文与质之间达到均衡与和谐即“文质彬彬”，认为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君子。他还要求人们“知及之，仁守之”，即做到仁与智的和谐统一而不使之流于一偏。他强调“君子周而不比”，相互之间团结共处，维持大局，而不能相互之间拉帮结派，勾结营私。在学习上，他要求人们“温故而知新”，正确处理好新知识与旧知识的关系。同时他还提醒人们要学思结合，既不因学废思，也不因思废学。在为政上，他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上级对下级不是简单、粗暴地下命令；下级对上级也不是简单地唯命是从，而是要“勿欺也，而犯之”，只要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适度的，即使不合上级的口味，也要犯颜而谏之，以期能够通过协调差异而使政务办得恰到好处。孔子还提倡在用人上“举直错诸枉”，即把正直的人安排在不正直的人上面，以期能使“枉者直”。《论语》中还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就鲜明地把“和”指认为礼之大用（或曰为政之主要目标），而且认为二帝三皇之道最为美好的地方也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