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之世

大同之世

儒家社会政治思想的归结是通过“平治天下”而达到“道德的理想国”——大同之世。根据现有的资料，“大同之世”的思想首先见于《礼记·礼运》：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公。德才兼备的人被推举为领导，人们彼此之间讲究诚信，追求和睦。所以人们不仅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不仅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而是使老年人都能安度晚年，青壮年人都有工作可做，年幼者则都能健康成长，矜寡孤独与残疾有病者都能得到应有的照顾。男子都有职分，女子都适龄而嫁。对于财货，人们只是反对把它白白扔在地上的行为，并不一定要自己私藏；对于气力，人们生怕不是出在自己身上，却不一定为谋一己之私利。所以奸邪之谋就不会发生，盗窃作乱的现象就不会出现。这样就可以夜不闭户。这就叫大同。

与大同之世相对应的，是以各自为己为基本特征的“小康”社会。它的主要特征是：如今大道既然隐而不显，天下成为一家一姓的天下。人们只孝敬自己的父母，只爱护自己的子女，生产货物和付出劳力，都只为自己考虑。居于上位者世代承袭成为制度。大家各自修筑城郭和壕沟来坚固自己的城池，以礼义法度为纲纪，以确定君臣的名分、加深父子的亲情、和睦兄弟的感情，使得夫妻和谐相处。由此而设立制度，划定田界，称赏勇敢与聪明的人，并把功劳归于自己。这样一来，勾心斗角就难免产生了，而兵事也就由此而起。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都是这时代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这六位贤德君子，没有一个不是勤谨地以礼治国的。他们以此来发扬礼义，讲求信义，辨明过错，推行仁爱，讲求礼让，向民众发布行为准则。如果有人不按照这样做的话，在官位的要罢免，众人视他为祸首。这就叫作小康世界。

尽管《礼记》属于儒家的经典，而且“礼运”把上述关于“大同”与“小康”的区分直接归之于孔子，但对大同之世界是否属于孔子乃至是否属于儒家的思想的问题却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有人将它视为墨家的主张，还有人甚至认为这一主张是道家的。我们认为，如果不是要具体地考订孔子究竟是否讲过上述话、对谁讲过上述话，而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对大同思想本身做出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大同之世堪称是代表了孔子儒家的社会理想。

首先我们看，大同之世的有关主张与孔子的有关思想是相符合的。在大同世界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思想与孔子的有关思想是相符的。他称赞尧是“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其中也有认为尧像天一样大公无私的意思。孔子十分注重任人唯贤，多次强调“举贤才”、“举直错诸枉”，认为圣王达到天下大治必与选贤与能有着十分重大的关系，关心从政的弟子时也要问他是否得人。孔子要求弟子“言忠信，行笃敬”，十分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强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通过推己及人的等差之爱而达到仁民爱物的境界。他不仅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为自己的志向之所在，而且盛赞“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济众”的圣者情怀。这些与大同思想都若合符节。

进而言之，我们说，大同之世正可以视为孔子儒家社会政治思想的必然归宿。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孔孟荀等汲汲皇皇要入世为邦，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在人世间建成一个胜残去杀、安和乐利、天下为公，以德治礼治为纲纪的理想社会。大同之世不仅与早期儒家的有关思想在具体内容上有一致之处，而且在实现手段上亦十分接近。《礼运》通篇都十分强调礼的作用，认为“礼者，君之大柄也”，“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所以“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可以说，“礼治”正是大同之世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礼”所体现的是“德”，大同之世同时也堪称“盛德”之世。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大同理想，正是以礼治的手段所达到的“道德的理想国”。而这不也正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家社会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之所在吗？因此，即使孔孟荀等没有直接表述过大同思想，这一思想也堪称是深得孔孟荀等心之所同然的。

在一定意义上，大同、小康的区分在孔子思想中可谓已见端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虽然都可以看作是孔子的楷模与榜样，但是其中仍有差别，这就是《中庸》所说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比较而言，孔子的确对于尧、舜有更多的赞美之辞，而对于商汤、周武等虽然也颇为敬服，但也可以说是略有微辞。原因在汤武革命虽然是“顺乎天，应乎人”的，但毕竟是靠征伐而取得政权的，因而并不是“尽善尽美”的。这从孔子对舜时的乐曲“韶”与武王时的乐曲“武”的不同评价中可以见出消息。“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美”指声音言，“善”指内容言。因为舜与周武得到天子位分别是由“禅让”和“征伐”，所以孔子认为《韶》与《武》的内容有“尽善”与“未尽善”之别。这里所谓大同，可以看作是一幅把尧舜时代理想化了以后的社会蓝图。所谓小康则是指文、武、周公所建立的“郁郁乎文哉”的西周社会。大同与小康的区分大体上符合孔子对于尧舜之世与汤武之世的不同看法。因此，我们认为，大同思想是符合孔子的社会理想的。

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曲折的人生遭遇与坚定的人生态度也能从侧面印证这一点。尽管孔子生活的时代依然是周王朝在名分上一统天下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却早就“礼坏乐崩”，由小康而沦为乱世了。孔子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当有一次子贡问“怎样才可以叫作士”时，孔子为“士”排了一个等次，分别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宗族称孝，乡党称弟；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子贡进一步问道：今天从政者怎么样？孔子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嗨！这帮器识狭小的人何足挂齿？既然当时的从政者连“硁硁然”的真小人也算不上，其时“天下无道”的状况就不难想象了。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当孔子与弟子被围于陈蔡之间，处境十分困难时，孔子曾经召来了他最得意的三个弟子子路、子贡与颜回，请他们就仁道何以难行于世谈谈自己的看法。于路有“愠色”（怒容），对“夫子之道”产生了怀疑，认为人家不用夫子之道，不信夫子之道，是不是表明“夫子未仁与”？“夫子未智与”？况且夫子“积德怀义，行之久也”，为什么还这么穷困不通呢？子贡则认为，“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他由此建议“夫子盍少贬焉”？意即建议孔子对至大的道略作贬损，以迁就现实。孔子对他们的回答均不满意，并且都有针对性地予以了教诲。

颜回毕竟不同凡响。他回答道：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虽然如此，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这乃是“有国者之丑也”，于夫子何干？正是由于夫子不为无道之世所容，才能更见出夫子的伟岸来。孔子对于颜回的这——回答极为赞赏，他欣然赞叹到：是这样啊，颜渊。假使你很富有，我情愿给你做管家。

正像颜回所说的，孔子之道为乱世所不容，恰恰说明了孔子之道并不是消极适应乱世的处世之道，而是具有高远的理想性。所谓大同与小康的区分正代表了不同的理想层面。由于当时已处于乱世，因而可以期待的目标首先只能是“小康”。为此，孔子热心于要恢复作为社会之基本规范的典章制度与生活秩序，即“复礼”。在小康之世中，由于“谋用是作”、兵戎四起，虽然难免还要以刑罚杀戮来作为礼乐的辅助，但总比一个礼坏乐崩、天下大乱、臣弑君而子杀父的乱世要好得多。

小康社会的实现，可以看作向大同迈进的基础。通过更进一步的德治与礼治，使百姓、士君子、大臣及君主都能不断地修己以敬、克己复礼，都能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而最终抵于“天下归仁”的理想境界，大同之世的实现就有望了。

道德理想国的出现，堪称孔子儒家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归宿。孔子把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界定为是“仁”即同类之间的一种仁爱之情。由此，孔子实际上已经内在地界定了人性为善，尽管他并没有明言人性善。立足于人性之仁的基础，孔子十分注重个人的自我修养，把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的体认以及“博学于文”看作是君子最终获得行仁之自觉以及行仁之能力的基本途径，为个人的修养指点了一条做君子而不做小人、由一般的君子到贤人以至圣人的人生修持之路。这样，“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通过修、齐、治、平，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一个“君子之国”，“安百姓”的外王事功也会随之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其结果则是理想的道德世界——大同之世的来临。

原典选读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阵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节选自《论语》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王曰：“善哉言乎！”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节选自《孟子》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

——节选自《荀子》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节选自《大学》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节选自《礼记·礼运》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节选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臣闻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浊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为本。

——节选自《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