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近来远

悦近来远

把注重德性与德行的精神品格推之于处理族群与族群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儒家形成了“以德服人”的准则。大家都知道，在儒家思想中有“夏夷之辨”。它讨论的问题是“华夏”族群与周边其他族群或曰“夷狄”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夏夷之辨”体现了两个十分鲜明的特点。

第一，不以种族而以文化来划分“华夏”与“夷狄”。在谈到孔子作《春秋》的宗旨时，唐代思想家韩愈曾经指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考之于《春秋》，韩愈的确所言不虚。如《春秋》曾将吴、越、楚以及羌戎、白狄等称为“夷狄”。但如果从血缘关系看，这些部族实际上都有华夏的血统。只因为他们不尊周室、不行礼乐，故“夷狄之”。其后有的夷狄发生了变化，能够尊王室而行礼义，则又视其为“中国”。根据潜苗金等学者的研究，定公四年之所以在“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中对吴称“子”以尊其爵，以诸夏视之，乃是因为这次吴子在帮助蔡侯打击楚人的柏举之役中，能伸张诸夏之正义，而回击夷狄（指楚）之无理。但就在同一役中，当吴人进入楚都郢以后所作所为野蛮无礼，于是对吴又不称“子”，而“夷狄之”了。可见，这里划分“华夏”与“夷狄”的标准不是种族的，而是文化的，是以是否践行礼乐制度作为准衡的。也正是由于立足于这样的认识，面对当时诸夏国“礼坏乐崩”的混乱局面，孔子感叹地说：连夷狄都有君臣礼义，但是华夏却没有。

第二，强调在处理族群关系时，要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叶公向孔子请教“为政”的事，孔子以“近者说（悦），远者来”答之。那么，如何让“远方的人来投奔你”呢？孔子在另外一个地方做了回答。他指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就是说，如果远方有族群不愿意亲近我们，那就应该自我反省，肯定是因为我们的德性还没有修养得足够好，在德性上的示范作用还起得不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地修明礼乐仁义，以使远方的族群能够心甘情愿地来做我们的朋友。在这里，在处理与其他族群的关系方面体现出了两个基本的价值取向。其一，碰到问题应该反求诸己，而不是责怪于人。远人不服，不是去责怪他们不懂道理、不懂礼义，而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看看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够。其二，倡导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

归根结底，夏夷之辨的上述两方面的特征均体现了“重德”的要求。“以德服人”直接体现为“重德”，礼乐制度的根基与底蕴也依然是“德”。正是在这里，体现出了“平天下”与“修身齐家治国”之间一以贯之的内在一致性。以修身成德为起点，进而齐家，进而治国，最终达于“平天下”——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即使整个天下像是一个家庭，全体国民像是一个人。《礼记·礼运》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依然闪耀出了“德治”的光芒：所以古圣先贤能够使天下像一家一样，使全体国民像一个人一样，并不是凭着主观任意的想象，而是通过知晓人情，了解人义，明于人利，熟悉人患，然后才能做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不学而能的情感就是人情。何谓人义？父亲慈祥，儿子孝敬，兄长友善，弟弟恭顺，丈夫恩义，妻子听从，长者恩惠，幼者逊从，君主仁爱，臣子忠良，这十种人伦关系的准则就叫人义。讲究诚信，追求和睦，这叫作人利。互相争夺残杀，就叫作人患。圣人要想调理人的七情，修明人际的十义，讲究诚信，追求和睦，崇尚谦让，去除争夺，除了礼治以外，哪有更好的办法？

以反求诸己、以德服人作为处理族群与族群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儒家的忠恕精神与仁者情怀。在这一原则的主导下，不仅不会认为强大者有资格、有权利欺凌、压榨弱小者，而且恰恰是要求强大者理当同情弱小者、帮助弱小者。这一原则显然也不会简单地认同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更不会认可“落后就要挨打”。也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的确没有对外侵略、穷兵黩武的文化“基因”。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以德服人”，也是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演进中虽历尽艰难曲折，却终究“可大、可久”的重要原因。在对外关系方面，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基本追求，就是秉持“天下情怀”，主张在以自己的德慧之行“表正万邦”的基础上，不仅做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而且能够“亲仁善邻”、“卫弱禁暴”、“以大事小”，以臻于“协和万邦”、“合和万国”、“万国咸宁”、天下太平的理想境地。

正如有论者曾经指出的，尽管人类已经在“文明”时代生活了几千年，人类在物质文明方面已经前进到了航天时代，但是，时至今日，在动物世界里就已经出现的“丛林规则”却依然是支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准则，不仅恃强凌弱、弱肉强食依然可以在国际关系之中畅行无阻，而且暴力依然是处理国际关系中最后的准则，“落后就要挨打”，谁的“拳头”硬，道理就在谁那边。由此，大国、强国不仅可以在政治上压迫、经济上掠夺小国、弱国，而且还可以种种借口使用武力侵略甚至占领小国、弱国，小国、弱国则只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弱势群体，无奈地任凭大国、强国摆布以至宰割。在一定意义上，建立在丛林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不仅加剧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冲突与战争，而且还迫使许多后起的现代化国家为了生存而走上了以破坏环境与生态为代价的不良发展道路，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与对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儒家思想不仅倡导而且在传统社会中曾经长期践行的恰恰正是对反于丛林规则的“忠恕规则”或“互助规则”，是立足于平等待人、“推己及人”之上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的是国与国之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与和谐，大国不仅不能罔顾他人、为所欲为，而且应当以身示范、表正万邦，不是弱肉强食而是卫弱禁暴，不是暴力而是和平，不是由差异而冲突，而是求同存异。这其中的基本价值取向显然与目前实际通行的国际准则保持了相当的张力，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仁者情怀”。面向未来，如果人类还要继续提升自己的“文明”程度，那就不能永远任凭“丛林规则”通行。在这里，我们也能从一个侧面见出儒家思想在当代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