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帅以正

子帅以正

在《论语·为政》中，孔子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他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这句话中，孔子明确强调了儒家社会政治思想视野中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性作用。进而言之，道德教化之所以能够对包括政治活动在内的社会生活发挥这样大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又在很大的程度上仰仗于“为政者”本身在德性与德行上所具有的中心与示范作用。就像其他的星辰之所以围绕着北斗七星是因为它是最亮的星星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为政者要能够居于中心并产生现实辐射作用，必须具备高度的德性与德行。正因为此，孔子从正反两个方面鲜明地强调了居上位者在道德上率先垂范对于推行德政的重要性：“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这里，孔子明确地把为政直接视为“正己”，认为只要居上位者自己率先垂范，别人谁敢不风从响应呢？所以只要你行得正，即使没有要求他人照着办，别人也会自发地照着办；反过来，居上位者自己行得不正，即使命令他人按照德性的要求去做，别人也不会听从。

基于这样的立场，儒家对君主与大臣等为政者提出了明确的德性要求。在其中，君主也不例外。关于儒家为邦治国究竟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曾有过不同的意见。过去长期以来，一种主导性的观点是认为，儒家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其目的是要维护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统治，有的甚至直接将儒家视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帮凶”。这种主张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这方面，西汉思想家刘向对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君臣民关系的概括，或许具有某种启发性。在刘向看来，在孔子思想中，“君臣之与百姓，转相为本，如循环无端”。这一观点对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的德治主张可谓真有所见。儒家政治思想的最终理想是建立大同社会，而达到这一理想的基本途径则是君、臣、民的和谐一体。在这个意义上，在儒家政治思想中君、臣、民的确是相与为本的。但是，应当承认，在儒家政治思想中，君主以及大臣在整个为邦治国的过程中堪称是居于主导地位。之所以如此，并不表明儒家是要在整个政治过程中维护君主与大臣的特殊利益，而是由于君主与大臣在施政过程中是更为重要的一极，因而需要更为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以使君、臣、民之间能够和谐一体。这一点在孔子那里就已经得到了清楚的体现。尽管孔子的有关思想并没有把着重点放在对君主的强制要求上，但他也明确地提出了君主要像个君主的要求，并要求“君使臣以礼”，即按照礼制的规范要求来对待臣子。《礼记·礼运》也引孔子的话，把“君仁”与“臣忠”一起看作是处理君臣关系的“人义”即人伦纲纪之一。《大学》在明确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同时也突出了君主的示范作用：“尧、舜以仁爱统帅天下而民众风从他们，桀、纣以残暴统帅天下也深刻地影响了民风。”孟子也高度重视“为政”中君主的道德示范作用，提出了“格君心之非”的主张：只有君子能纠正国君内心的错误（格君心之非）。国君仁，就没有人不仁；国君义，就没有人不义；国君正，就没有人不正。只要国君品性和品行端正，国家就安定了。孔孟儒学的相关思想，在宋明理学中同样得到了明确体现。朱熹在《巳酉拟上封事》中指出：臣听说天下之事的根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的主导则在于一心。所以人主之心一端正，则天下之事没有不随之端正的；人主之心一歪邪，则天下之事没有不歪邪的。就像华表端正而影子直正，源头浑浊而水流自然受到污染，这其中有必然之理。所以那些希望彰显光明的德性于天下的古先圣王，莫不以正心为本。

这些思想明显体现了儒家德治主义的一般要求。因为从“为政以德”、“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观点来看，既然居于上位者的德性对于推行仁政具有根本性的示范作用，那么，作为居于为政之最高位的君主，显然必须具有与位相应的德。因为君主具有最高的位，所以要求他具有最高的德，这正是《礼记》以“仁”这一最高的德性来要求君主，儒家强调“圣王”理想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完全可以把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话看作是对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要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孔子把尧舜禹等传说中的圣王看作是天下君主的榜样。孔子曾经赞叹尧道：尧真是了不得呀！真高大得很呀！只有天最高最大，只有尧能够学习天。他的恩惠真是广博呀！老百姓简直不知道怎样称赞他。他的功绩实在太崇高了，他的礼仪制度也真够美好了！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还赞叹道：“巍巍乎，尧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不与，一点也不为自己。）这些古先圣王的仁德正表现在他们不仅具有崇高的德性，而且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全心全意地为百姓办事，而不为自己谋私利，从而达到了与臣、民的和谐一体。孔子在这里对古先圣王的赞颂，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希望当时的君主们能以古先圣王为榜样，另一方面也事实上包含了对当时的君主们之缺乏仁德的委婉批评。

顺此而进，儒家对各级士大夫也明确提出了德性的要求。除了士大夫作为一个一般的儒者或曰君子所应该具备的德性外，与“为政”相关联，儒家主要对士大夫之德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第一，以“安百姓”作为为政的落脚点。

子贡问孔子：假若有一个人能广泛地给人以好处，能帮助众人过好生活，怎么样？可以说是践仁了么？孔子回答说：哪里仅是仁！那一定是圣德了！尧舜或许都没有完全做到呢！显然，孔子这里的回答与前文已经讨论到的“修己以安百姓”的问题是有一致性的。当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时，孔子先回答“修己以敬”。子路又问：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进一步说：“修己以安人。”（人指上层统治者。）当子路依然问“这样就够了吗”时，孔子最后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或许都没有完全做到呢？我们不难看出，这里“修己以敬”可以说是一个居上位者的立足点。而其落脚点则是“修己以安百姓”。大家知道，孔子对尧舜之圣德大业是十分赞叹的，可是在这里，孔子却说“修己以安百姓”是一件连尧舜也还没有完全办到的事。可见要做到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济众，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应当说，能不能坚持不懈地以“修己以安百姓”作为自己为政的落脚点，并实实在在地努力接近这一目标，确乎是衡量一个居上位者是不是真心为民的重要尺度。正是由于大禹见一人落水竟会感到像是自己落水一样，他才会一辈子急急惶惶，住得很坏，却把力量全部用来治理水患，发展沟渠水利，以真正解民于倒悬。所以孔子由衷地赞叹道：禹，我对他没有批评了。在一定意义上，博施于民而济众的要求可以看作一个必须不断追求而没有止境的过程。以世界之大、事务之繁、民生之艰，究竟怎样才能做到博施于众，而使百姓黎民都能沐浴在德政的春风化雨之中呢？这的确堪称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人生使命。

在此基础上，孟子进而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他明确指出：在君主、江山社稷与民众之间，民众最为尊贵，江山社稷次之，君主为轻。这是因为虽然得到诸侯的肯定就可以做大夫，得到天子的赏识就可以做诸侯，但只有得到大众的拥戴才能成为天子。立足于这样的认识，孟子对“贤者”提出了“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要求。他把桀纣等历史上的暴君称之为独夫民贼而不认之为“君”：败坏仁的人叫贼，败坏义的人叫残；残、贼这样的人叫独夫。只听说杀了独夫纣罢了，没听说臣杀君。这其中也就包含了肯定除暴安良的“汤放桀”、“武王伐纣”之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意思。孟子的民本思想，是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大肆删节孟子并一度废除孟子孔庙配享资格的基本原因。荀子有“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话，同样可以看作“以民为本”思想的表达。

第二，为了达到“安百姓”的目标，从政者必须爱民。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要“泛爱众”。具体而言，它又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要惠民即“养民也惠”。最基本的是要把民众的富足放在首位，而不能把君主和权臣的富足放在首位。《论语》中叙述的两件事就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一件事是鲁国的权臣季氏已富于周公，而孔子的学生冉求作为其家宰却还替季氏搜括，使他增加更多的财富。其结果是惹得孔子大怒，认为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之所以认为冉求不像他的学生，乃在于冉求的做法直接违背了孔予的有关教导。而孔子的另一个学生有若在处理另一件类似的事情时，却采取了与冉求相反的做法。有一次鲁哀公向有若请教这样一个问题：年成不好，国家用度不够，应该怎么办？有若的回答可以说是大大出乎哀公的意料。有若说：为什么不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呢？哀公听了奇怪地反问：十分抽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十分抽一呢？有若回答说：如果老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老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有若的做法肯定更能为孔子所赞赏。孔子十分注重让人民得实惠。他赞叹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子产“有君子之道四”，其中之一就是“其养民也惠”。他还把“惠”列为行于天下就足以达到“仁”的五个德目之一（另外四个德目是恭、宽、信、敏），把“惠而不费”看作是从政者的五种美德之——。

孟子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具体主张。这些主张主要包括：“制民之产”，即保障百姓拥有“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能够温饱，坏年成也能免于饿死”的“恒产”；通过实行井田制，解决百姓的土地问题；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以减轻农民、商人、市民、行旅等各类人的赋税，“民可使富也”；通过“推恩”对小孩、老人以及鳏寡独孤（失去妻子的老年人叫做鳏夫，失去丈夫的老年人叫做寡妇，没有儿女的老年人叫做独老，失去父母的儿童叫做孤儿）等“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即穷苦无靠的人予以特别的关爱；等等。富民、惠民是孟子仁政的基本目标。

其二，要使民以时。孔子把“使民以时”与“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一起看作是“导千乘之国”的重要条件之一。他还把使老百姓“劳而不怨”看作从政者的五种美德之一，要求从政者在调动老百姓时，“择可劳者而劳之”即选择可以劳动的时间、场所与民众让他们劳动，以使他们不产生怨恨情绪。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使民以时”。孟子也明确提出了“不违农时”“无失其时”“勿夺其时”等主张。

其三，对人民不仅要“庶之，富之”，而且还要“教之”，即不仅要使他们人口众多、生活富裕，而且还要用礼乐教化民众。孔子把不教而战斥之为是抛弃人民，而“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也”。可见，教民以孝悌忠信而使之行止有度，也是“泛爱众”的一个方面。如果说孔子在如何“教之”即教化民众的问题上只是做了观念的提揭，孟子则在此基础上做了具体的展开。他明确指出，在“制民之产”即使民有恒产的基础上，还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还指出，仁政应当“开办庠、序、学、校以教育人民。所谓庠，意思是培养。所谓校，意思是教导。所谓序，意思是习射。夏朝时叫校，殷商朝时叫序，周朝时叫庠；这个‘学’是三代共有的，都是教育人民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人伦之理的具体内容则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其四，对民众应该充满同情心。《论语》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曾参的一个学生做了法官向老师请教，曾子告诫他说：现今居上位的人不依仁道办事，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你假若能够审出罪犯的真情，便应该同情他、可怜他，切不要由此而自鸣得意！作为孔子思想的主要传人之一，曾子的这一观念无疑是符合孔子一贯主张的仁道与德治的思想的。连对于犯罪之人，在上位者都应当有矜哀之情，何况对于普遍的民众呢？

其五，不要暴虐民众。孔子反对对人民横征暴敛，这在孔子对冉求帮助季氏聚敛一事的态度上已经体现出来了。他还反对乱用杀戳之刑，例如他在回答季康子所谓“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这一问题时，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子为政，焉用杀？”在他看来，如果为政者是一个具有较高品位的君子（善人），且为邦治国相当长时间，就可以达到胜残去杀的境地了。孔子还认为，居上位的人应该屏除四种恶政。这四种恶政是：不加教育便加杀戳，叫作虐；不加申诫便要成绩，叫作暴；起先懈怠，突然限期，叫作贼；同是给人以财物，出手悭吝，叫作小家子气。这四种恶政中，前三种均可以看作是对民众的施暴。对此，孔子是坚决反对的。孟子也同样反对行暴虐之政。他警告说：“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这是劝说统治者不要残害百姓，如果暴虐得太厉害，就难免身死国亡，即使不太厉害，也会身处危境而国势遭到削弱。

其六，必须选贤任能。孔子强调，为了对民众负责，必须选贤任能，通过“举直错诸枉”（推举正直有贤德的人放在邪恶的人之上），以使“枉者直”（邪恶的人有所收敛以至近乎正直）。只有正直而有贤德的人在上位才能真正做到仁民而爱物。否则，如果枉者居于上位，老百姓就难免要受到暴虐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于夏认为孔子“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话是一句意义十分丰富的话。他举例说，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把皋陶这个具有贤德的人才挑选、提拔出来了，“不仁者”就难以存在了；同样，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把有贤德的伊尹挑选、提拔了出来，“不仁者”就难以存在了。孟子同样表达了这样的观念。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第三，对政事要忠敬勤勉。

孔子要求，作为一个居上位的君子，要做到忠敬、勤勉。忠敬一方面是指对君主要忠、要敬，要做到“事君以礼”、“事君，能致其身”（侍奉君王，必要的时候能够献出生命），同时对待工作、对待民众也要做到忠诚而恭敬，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勤奋勉力，做好事情。当子张问政于孔子时，孔子告诉他，为政要“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这里在位不要懈怠可以说是包括了敬与勤的要求，执行政令要忠则直接体现了忠的要求。孔子还强调为政要“先之，劳之”，并且“无倦”。这也就是说，凡要求民众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凡民众的事情，为政者都要以身劳之，而且如此永不倦怠。对政事的忠敬勤勉，的确表现的是一颗仁民爱物之心。

第四，必须廉洁奉公。

前文已经论及，“义以为上”是儒家“义利之辨”的基本价值取向。立足于“义以为上”的精神追求，儒家明确提出了“廉洁”的要求。孔子反对冉求为季氏聚财，其中也包含了他认为居上位者应当廉洁奉公的意思。当林放问礼之本时，孔子回答说：“礼，与其奢也，宁俭。”把俭约提到“礼之根本”的高度来加以强调。孔子把“欲而不贪”即欲仁欲义而不贪私利列为当政者的五种美德之一。他大力赞叹禹说：禹，我对他没有批评了。他自己吃得很坏，却把祭品办得很丰盛；穿得很坏，却把祭服做得极华美；住得很坏，却把力量完全用于沟渠水利。在这里，孔子为在上位者塑造了一个廉洁奉公、勤勉守礼的圣王形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认为“取伤廉”即贪得就会有害于廉洁，其结果必定殃及自身：诸侯有三件宝：土地、人民、政事。以珠玉为宝者，必然招致灾祸。孟子表彰商汤时期的贤相伊尹的话，同样可以看作儒家在廉贪问题上的严训：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把天下的财富都作为俸禄给予他，他也不屑一顾。即使给他一千辆马车，他也不看一眼。如果不符合道义，他一点小东西也不会给予别人，一点小东西也不会取诸别人。这也使人联想起他的“大丈夫”气概：居住在天下最广大的居所里，立足于天下最正大的位置上，行走在天下最广阔的道路上，壮志得酬就与百姓一道去努力，如果不得志就独自走自己的路。富贵不能使他折腰，贫贱不能动摇他的意志，武力不能使他屈服，这就是大丈夫！事实证明，只有廉洁奉公，而不是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才能真正为民众办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