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成己成人的中心环节

修身：成己成人的中心环节

所谓“三纲八目”，直接是讲“大学”教育的宗旨、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条目功夫，实际上则可以视为儒家“成己成人之道”义理纲维的全面展开。所谓“明明德”，就是发扬光大“天所与我”的光明德性。所谓“亲民”，是教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这里的“亲”为“新”的假借，是革新之意。所谓“止于至善”，就是要达到道德上最完善的境界。《大学》后文中“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的说法，可以视为对“止于至善”的解释。在“八条目”即实现目标的条目功夫中，又可以具体分为“内省”和“外治”两大方面。前四个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属于“内省”，旨在通过向内的修心养性而增强自我的德性。后三个条目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外治”，旨在通过德性向外的扩充和拓展，而在家国乃至天下的范围内实现建立在仁心仁德基础之上的外王事功。

在“内省”“外治”、成己成人的过程中，“修身”居于中心环节。“内省”与“外治”之所以能够贯通为一，乃在于归根结底它们均是德性与德行的养成与流衍，而正是经过修身而成德的儒家君子成为“三纲八目”的践行主体。就“内省”与“外治”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汇归于“修身”，另一方面“齐家、治国、平天下”又以“修身”为起点，因而，“修身”成为连接“内省”与“外治”两方面的枢纽。由此，“修身”成为“内省”“外治”、成己成人的中心环节。也正是有见于此，《大学》明确要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既以“修身为本”，而又包括了“内省”和“外治”两个面相，《大学》的相关主张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另一部经典《中庸》所谓“合外内之道”的精神。与此同时，《大学》建立在“修身为本”基础上的“内省”和“外治”兼重，还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于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解：在儒家思想中，“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归根结底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正如《大学》的“三纲八目”所显示的，正是“善其身”构成了“济天下”的前提和基础。

究竟该如何“修身”呢？尽管《大学》给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条目，但却没有给“格物、致知”以具体的解释。而由于由《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组成的“四书”是在宋代才代替《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而成为儒家的主要经典，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讨论主要是在宋明理学中进行的。如果说将“诚意”解释为“使意念诚实”、将“正心”解释为“使心性端正”还可谓各家大体上均能接受的看法，在何谓“格物、致知”的问题上，则在理学与心学之间形成了相当不同的认识。在程朱理学看来，所谓“格物致知”，就是格物穷理，即通过接触外物而见事物之理。而按照王阳明的解释，心学所谓“格物”则只是端正自己的意念，因为意之所在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致知”则只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王阳明指出：所谓致知，不是像后儒所说的那样是充扩其知识，而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程朱与陆王解释“格物、致知”的上述两种不同理路，正体现了儒家思想中两种传统的不同特色。前文已经指出，从孟子与荀子起，儒家思想内部在修养功夫方面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义理入路。不同于孟子强调道德的先验性，以“纵贯”和“内省”为特质，荀子则注重道德之后天人为，以“横扩”和“外观”为特征。经过宋明理学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注重明心见性、逆觉体证，以尊德性为标的陆王心学，与强调向外认知、格物穷理，注重道问学的程朱理学的分野。上述解释正各自体现了偏重“内省”与偏重“外观”的不同。在这方面，如何才能在内外之间体现出“中道”呢？这是值得我们在修身成德的过程中加以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