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的“纵欲论”与佛教“灭绝贪欲论”

杨朱的“纵欲论”与佛教“灭绝贪欲论”

在中国古代关于“理欲”关系的诸种看法中，在儒家思想之外，有两种极端化的主张，可以分别名之为“纵欲论”与“灭绝贪论”。前者的典型代表是“杨朱”，后者的典型代表则要归结为从印度传来的佛教。

杨朱本为战国时期思想家，但因其著作已经遗失，故其思想仅散见于《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孟子所谓“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说法，成为日后人们所熟知的杨朱的基本人生态度。关于“杨朱”的纵欲思想，源自魏晋时期玄学家张湛所注《列子·杨朱》。尽管此书的真伪一直有着见仁见智的不同意见，但其中的观点的确可以作为中国古代“纵欲论”的代表。在杨朱看来，人生不仅是短暂的，而且是为苦痛劳碌所充塞的。一百岁，是寿命的最高定限。能活百年的，一千人当中挑不出一个。假设有一个人能活到百岁，那么他处在幼年和衰老的时间，就几乎占据了一生的一半。夜晚睡眠所消耗、白天觉醒所遗误的时间，也几乎占据了剩余的一半。至于疾病哀苦，亡失忧惧，几乎又占据了一半剩下的时间。算算仅剩的十几年，能够舒适自得、无牵无挂的日子，怕连一天也没有啊。杨朱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大凡生命是难以得到的。而死亡是很快到来的。用难以得到的生命，来等待很快到来的死亡，还有什么可牵挂于心的呢？因此，只有及时行乐，才最有利于养生。其中的关键则是放纵欲望而不要阻碍、遏制欲望。具体而言，就是放任耳、目、鼻、口、体、意的欲望，使之得以满足。否则，就是阻碍和扼杀人的天性，这些阻塞就是残害身心的根本原因。那么人生又有何乐趣呢？杨朱的回答是“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因此，“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立足于这样的立场，杨朱对儒家道德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在他看来，儒家所提倡的道德名教顾惜一时的毁誉，使心神焦虑肉体受苦，以追求死后几百年中留下的名声，难道名声足以滋润干枯的死人骨吗？这样活着又有什么快乐呢？其结果是白白丢失了有生之年的最大快乐，不能放纵自己的身心哪怕一时一刻。同戴上刑具关进牢狱的囚犯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万物归根结底是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的。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活着的时候有尧舜、桀纣的不同，死后却都是一堆腐骨。面对一样的腐骨，谁知道有所谓尧舜、桀纣的不同？因而，合理的态度应当是“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即姑且及时行乐追求眼前的快乐，而不要去考虑死后的事情。

与杨朱主张“纵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佛教。如所周知，源起于印度的佛教在传入中国后，自公元前后以至隋唐，在中国社会产生了长期而广泛的影响。如何面对“欲望”的问题，是佛教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佛教有所谓“五欲人生”的说法。与人的生物本能相联系的“食”、“色”，加上作为人之最大的社会性欲望的“名”欲与“利”欲，以及耗去人类三分之一生命的“睡眠欲”，即是佛教认识到的世俗人生的五种基本欲望：财、色、名、食、睡。一般人的生活确实是被这五种欲望所左右的。“五欲”还被解释为色、声、香、味、触五欲。这是从人类身心的五个感受器官相联系的感受方面（眼、耳、鼻、舌、身）来对人的欲望进行分析、归类。人之五种感受器官分别对应色、声、香、味、触五境而生起五种情欲。由于这一分类与人的基本的感觉器官相关联，色、声、香、味、触五欲在更周延、更广泛地概括人的种种欲望方面比财、色、名、食、睡五欲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根据西妙等佛教人士的研究，在佛学传统中，佛法对欲望有“欲河”、“欲缚”、“欲魔”等称呼，又有“骨锁”、“肉脔”、“火炬”、“火坑”、“毒蛇”等比喻。人类的生存世界名为“欲界”，人类的生命存在乃是“欲有”。人类之所以生生流转，不得解脱，实因贪欲作用的缘故。由于传统上注重个人解脱、离尘出世而忽视了佛教的人间性，从而削弱了示教利喜、影响社会、度化众生的力量，因而，当代佛教注重发展“人间佛教”，亦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人类谋求世俗之乐的欲望即“世欲”的合理性。但归根结底，这只是佛法在人道上弘扬的方便。它真正的旨趣仍在引导众生趣向觉悟、解脱。正如《维摩诘经》所说：“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弃“世欲”而起“法欲”，断惑证真，了生脱死，才是佛法的根本目的。“先以欲钩牵”是权，“后令入佛智”是实，两者是“方便”与“究竟”的关系。在佛智看来，人类五欲之乐并不是真正的快乐，而只是暂时的、相对的。它争取时千辛万苦，享有时短暂易逝，失却时则痛苦万分，即使是短暂而相对的乐也总是与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痛苦相伴随的，而且还必然走向老、病、死等巨大痛苦。不仅如此，人类因为沉迷于无常的五欲之乐而不得从人生社会的种种烦恼和生老病死的巨大苦痛中解脱出来，五欲之乐的追求实际上是人生痛苦烦恼丛生的根源。因此，世俗之乐实质并非“乐”而是“苦”。只有解脱烦恼、证入涅槃才是真正的快乐。就“世欲”而非“法欲”而言，这也就事实上意味着要弃绝一切“贪欲”。否则，就是与涅槃成佛的目标南辕北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