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殊情况下则牺牲利益而成就道义

在特殊情况下则牺牲利益而成就道义

儒家强调，在特殊情况下则应当牺牲利益而成就道义，其极端的情况就是孔子所谓“杀身成仁”、孟子所谓“舍生取义”。社会生活与具体的人生际遇都是纷繁复杂的，因而，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出现义与利尖锐对立、不可调和，只能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以怎样的原则来对待义与利呢？正是在这里，儒家“义利之辨”的确体现出了更为注重道义而非更为注重利益的倾向，成为儒家“义利之辨”相对于墨家与法家的一个重要特色。在这方面，孔子和孟子均有明确论述。孔子指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如果说这里孔子是直接在一般性的意义上对“仁人志士”提出了“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要求的话，孟子则是清楚地展示了在特殊情况下“义”与“利”之间所具有的巨大张力，并明确地揭示了何以必须“舍生而取义”的理由。孟子曰：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如果两者不可能同时得到，则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的追求；道义，也是我所追求的；如果两者不可能同时得到，那就舍弃生命而选择道义。生命是我所追求的，但我所追求的还有超过生命的东西，那就不能为了保生而苟且从事。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令我厌恶者，所以即使碰上了威胁生命的祸患也将在所不避。假使人所期盼的不超过求生，那么凡是有助于求生的手段，有什么不可以用的呢？假使所厌恶的不超过死亡，那么凡是可以避开灾患、逃避死亡的事情，有什么不可以去做的呢？之所以有些有助于求生的手段却不去用，有些可以避开灾患、逃避死亡的事情却不去做，是因为还有比生命更让人渴望的追求，有比死亡更让人厌恶的事情。不但贤者有这样的心思，人人都有，只不过贤者没有放失而已。透过孟子的上述话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四点结论：第一，正像对鱼与熊掌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只能二者择一一样，“义”与“生”也是可以共存并同为我所“欲”的；第二，只是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做出“舍鱼而取熊掌”、“舍生而取义”的选择；第三，之所以做出“舍生而取义”即为了道义而安然赴死的选择，是因为在“义”与“生”相互冲突的情况下，追求“义”的价值超过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对于违“义”的厌恶超过了对于死亡本身的厌恶；第四，仍然同孔子一样，在孟子这里，“舍生而取义”的要求也是首先针对贤者或曰仁人志士而提出的。

可见，在儒家看来，当遇到义与利发生尖锐冲突而不可调和的特殊情况时，志士仁人决不为了苟活而做出损害仁义的事情，而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成仁践义。儒家的这一主张是否陈义过高呢？我们打一个比方，就不难清楚地理解。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如果一个中国人面临着要么投降才能活命，要么不投降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的二难困境，难道我们应当选择投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