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合理之利的正当性

肯定合理之利的正当性

在明确反对见利忘义的同时，儒家也鲜明地肯定了合理之利的正当性。由于儒家从重德、成人的基本要求出发，充分突显了“义”的首要性，而且从孔子那里，就开创了“罕言利”的记录，再加上孟子有“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说法，《汉书·董仲舒传》留下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记载，以及宋明理学家严辨“义利”，这就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儒家在“义利”问题上是只重“义”而不及“利”的。应该说，这一认识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实际上，在提倡“见得思义”而反对“放于利而行”的基础上，儒家肯定了合理之利的正当性。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作为儒家主要奠基人物的孔子、孟子与荀子的相关论述。

《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富贵是人们所期盼的，但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谋求，君子所不为。贫贱是人们所厌恶的，但用不正当的方式去摆脱，君子亦不为。君子连吃一顿饭的时间也不能离开“仁”，就是在仓促匆忙的时候、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和“仁”在一起。透过这段话，我们不难得出三点结论。其一，孔子明确承认，富与贵，是一般人之所欲求的；贫与贱，是一般人之所厌恶的。这其中显然包含了认可合理之利的正当性的意涵。其二，无论是得到富贵还是去除贫贱，都应当为之以道，而不能肆意妄为。其三，对于一个君子而言，首要地是成就仁德，因为这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本质之所在。这段话可以与《论语》中的另一段话相互印证：财富如果可以用正当的方式求得，就是做执鞭者，我也可以为之。如不可求，还是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正是立足于这样的认识，《论语》标举了“义然后取”的原则。这说明，在孔子那里，在提倡“见得思义”而反对“放于利而行”的基础上，只要是合乎道德要求的、理当得到的利益，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取得。

孟子同样也明确地肯定了一般人或曰普通民众之物质利益的合理性。面对战乱时代一如既往地追求王道，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为达此目标，孟子提出了“仁政”的主张，并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行“仁政”的具体举措。其经济上施行“井田制”、制民之产、使民以时、轻徭薄赋等具体举措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首先保障普通民众物质利益方面的需求。这其中显然同样包含了认肯普通民众合理之利的正当性的意涵。可以说，在孟子这里，不仅肯定普通民众合理之利的正当性，而且采取制度性的措施保障普通民众获得其正当利益，恰恰构成了王道的基础和前提。孟子的下面一段话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不违农时，谷粮就吃不完；密孔的渔网不下池塘，鱼鳖就取之不尽；定时砍伐林木，木材便用之不竭。谷粮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尽，这就能使老百姓养生加死而无遗憾了。老百姓养生送死没有遗憾，正是王道的开始。在五亩的住宅田旁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穿丝绸衣服了；不失时节地饲养、繁殖鸡鸭狗猪，七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经常吃肉了。百亩的田地不误农时得到耕种，数口之家就不会饿肚子了。注重乡校的教育，强调孝顺父母、爱敬兄长的道理，须发斑白的老人们就不再用肩挑头顶行走在道路上了。能使年满七十岁的人穿上丝绸、吃上肉食，能使老百姓不缺衣少食，却还不能称王于天下的，从来没有过。

可见，孟子明确地把“养生丧死无憾”视为“王道之始”。在保障普通民众的物质利益以“富之”的基础上，再施以教化，就有可能推行王道于天下。孟子还进一步分析了何以会如此的原因。他指出：对于一般的民众而言，有固定的资产往往是具有稳固的道德水平与行为准则的保障，缺乏固定的资产，则其道德水平与行为准则就是缺乏稳定性的。对于一般民众，若无固定的资产，则会因此而缺乏稳固的道德水平与行为准则，一旦如此，便会放荡无耻，胡作非为。等到他们因此获罪，便施以刑罚，这是祸害人民。哪有仁人在上位却可以用这种方法祸害人民的呢？因此之故，开明的君主为民众置办资业，一定使他们对上可以赡养父母，对下可以养活妻子儿女；丰收的年份终年丰衣足食，灾荒的年份则不至于饥饿而死。然后促使他们走向善之路，故而民众能够轻松地跟从。而现在呢，民众的资产对上不足以赡养父母，对下不足以抚养妻子儿女；丰收的年份终年劳苦，灾荒之年不免于死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避死求生犹恐不及，哪有闲暇去讲求礼义呢！大王如果想推行王道，为什么不从根本上入手呢？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得出对普通民众而言，“有恒产”是“有恒心”之“本”即合理的利益是讲究礼义之“本”的结论。当然，我们同时也不要忘记，对于士或曰君子，孟子同孔子一样，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他看来，“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这句话的另外一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能做到“无恒产而有恒心”，他就没有资格做一个不同于普通民众的士或君子。这其中显然包含了君子应当“以义为先”的要求。

作为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同样也明确地肯定了一般人或曰普通民众之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在他看来，义与利是人们所追求的两个方面，即使尧舜，也不能使民众不追求私利，只是能使民众的欲利之心不超克其好义之心。当然，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荀子仍然像孔子和孟子一样，明确强调了义是第一位的、利是第二位的观念。他指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因此，行义是做人处事的首要原则：“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而究竟是“以义为先”还是“以利为本”，其结果则鲜明地表现为“治世”与“乱世”的差别：“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