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入圣：孔子地位的日益提升

9．超凡入圣：孔子地位的日益提升

孔子是“至圣先师”，是伟大的圣人，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孔子生前是有一定名气的普通士人，死后一度遭到人们的非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的变迁，逐渐取得了圣人的地位。

在孔子的时代，圣人是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虽然是圣人商汤的后代，但他本人从来没想过要做圣人，然而他的学生子贡、宰我、有若等始终相信老师为圣人。当时有执政者（太宰）问子贡，孔子这样多才多艺，应该是位圣人吧。子贡回答说“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子罕》），说老师是先天的大圣人。子贡是第一个树立孔子为圣人的人。但孔子自己并不这么认为，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自己的多才多艺，是因为少年时贫贱，真正的君子是不必有这么多技能的。又《孟子·公孙丑上》载：“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据此可知，子贡不止一次地推崇老师是圣人，甚至说“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孟子·公孙丑上》），标举孔子为圣人中的佼佼者，但孔子始终不承认，说不过是能做到“学不厌而教不倦”罢了。宰我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有若说“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宰我、有若都跟子贡一样，极力夸赞孔子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圣人。

曲阜孔林（作者拍摄）

孔子把学习圣人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他对圣人的著作毕恭毕敬，自称“述而不作”，只有圣人才有资格创作，他不过是转述圣人的意旨罢了。在古代的圣人中，孔子最愿意学的是周公，一方面，他所居的鲁国是周公的封地，保存着周代的礼乐制度，另一方面，周公之前的圣人都是天子，属于圣王，只有周公是唯一的人臣，孔子也是人臣，因此周公的思想、行事和功业，是最具学习价值的。孔子反复提到周公，晚年因长久未能梦到周公而悲叹自己的衰老。

孔子死后，社会上忽然兴起一股评价孔子的风潮，其中颇有诋毁孔子的言论。比如叔孙武叔是鲁国“三桓”之一的大贵族，他不仅将子贡抬举到孔子之上，说“子贡贤于仲尼”（《论语·子张》），而且到处散播诋毁孔子的言论，但具体说了什么，《论语》没有记载。又如陈子禽是子贡的学生，也对子贡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论语·子张》），夸赞子贡胜于孔子，大约有鼓动子贡反对自己老师的意思。子贡不为所动，在各种场合极力维护老师的声誉，他说我的学问仅如肩膀高的矮墙，一眼就看清楚了，孔子的学问如数仞的高墙，不由大门进入院子，则“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论语·子张》），但能摸着孔子门的人是很少的。子贡还说，别人的贤不过是丘陵而已，孔子的贤如同天上的日月，“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子贡感叹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君子的过失如同日食月食，但抓住一点、攻击其他，显然不是客观的做法。

孔子眼中的圣人都是崇高的人物，既要智慧超群，又要道德高尚，还要掌握国家权力。但他的学生子贡、宰我、有若已当面称老师为圣人，反映了师生之间对圣人标准的差异。大约在孔子的时代，一般人已经不把圣人看得高高在上，孔子应该有维护圣人的动机。与儒家同列为先秦显学的墨家，其领袖也被称为圣人。墨子的学生当面对他说“今先生，圣人也”（《墨子·公孟》）。墨子死后，分为三派，各派领袖都被视为圣人，《庄子·天下》载“以巨子为圣人”，巨子即墨家各派的领袖。孟子也到处树立圣人，如《孟子·万章》说伯夷为“圣之清”、伊尹是“圣之任”、柳下惠是“圣之和”，而孔子是“圣之时”，兼有清、任、和这三种德行，地位高于伯夷、伊尹和柳下惠等圣人。随着圣人的日趋贬值，庄子在圣人之前，又塑造了更厉害的至人和神人，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庄子这么做，很可能带有一番嘲讽圣人遍地走的意味。总之，到了战国中期，圣人似乎没有那么尊贵了。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自楚过鲁“以太牢祠”（《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并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刘邦是草莽出身，以皇帝的身份祭祀孔子。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汉代经学家已经不满足于称孔子为圣人，而改称其为“素王”。东汉王充说“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论衡·定贤》），孔子生前没有登上王位来治理天下，但以他的学为天下立法，起到了治理天下的作用，所以称为“素王”。但汉朝皇帝（平帝）只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第一次授予孔子公爵的封号。北魏孝文帝尊称孔子为“文圣尼父”。隋文帝称孔子为“先师尼父”，这是第一次称孔子为“先师”。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这是孔子第一次晋升王爵。元朝皇帝为了笼络汉人，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朝皇帝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并命令各地建立孔庙并定期祭祀。清顺治皇帝先尊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后仍以明朝旧称称之。随着时间的流逝，孔子的地位日益提高，竟达到了无可超越的高度。

孔子的尊号越来越显赫，孔门的弟子也与有荣焉。西汉文翁在成都建设文庙时，七十二子已有画像。魏正始五年（244年），颜回配享孔子。北朝东魏时，已经有十哲配享的立像。唐开元八年（720年），孔庙中的颜回由立像改为坐像，十哲由画像改为塑像，并递补曾子进入十哲行列。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曾子得以与颜回并侍孔子左右，递补子思进入十哲行列。咸淳三年（1267年），子思、孟子正式与颜回、曾子构成“四配”，对应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构建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儒学传授系统。同时，递补子张进入十哲行列。清代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朱熹列入十一哲，乾隆三年（1738年），有若列入十二哲，形成了孔庙“四配十二哲”的局面。

随着孔子地位的提升，《论语》也荣宠荐臻，从“五经”的纲领，一跃为治理天下的锦囊。传说北宋初年太祖、太宗两朝的宰相赵普，平生只读一本书，即《论语》。他凭借半部《论语》辅佐宋太祖夺得天下，又凭半部《论语》辅佐宋太祖治理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最早源于南宋中叶李衡的《乐庵语录》，应该属于后人的编造。因为经过二程朱熹的努力，南宋《论语》的地位空前提高，所以才有抬举《论语》的动机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