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生成：“语”体演进与《论语》成书

4．经典生成：“语”体演进与《论语》成书

《论语》的书名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颇有一番学问，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东汉许慎编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排列的字典，记载了很多字词的原始意义。其中的《言部》说“语，论也”，又说“论，议也”，又说“议，语也”，据此可知，“语”和“论”本是一个意思。“语”本身具有议论、辩论的意思，因此汉代毛亨注《诗经·大雅·公刘》说“论难曰语”。可见“语”属于两人或多人的问答，如果只有一个人径直地说话，则称为“言”。古人有“言而不语”（《礼记·杂记》），说明“言”“语”的区分是很明显的。

“语”在先秦最早是文体的名称。《国语》是“语”体的总汇，收录了十二国的“语”，其中涉及申叔时对楚庄王问太傅的职能，说“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意思是教授太子“语”，能够让太子明白道德，因为“语”是先王治国的善言嘉论。《论语》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论，为什么称为“语”呢？刘向说“《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何晏《论语注疏叙》），“语”即“善言”。《论语》既记载了孔子的善言嘉语，又记载了孔子与门人的问答讨论，合乎古代语书的体例。李零教授《去圣乃得真孔子》说：老师讲学，当时一问一答，记在脑子里，讲给别人听，口耳之学，代代相传，这是“语”；如果怕忘了，用笔记下来，整理润饰，这是“录”。老师的话稍纵即逝，当场不能笔记，不久也就忘了；而口耳相传，由于各人理解的不同，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有所误差。那么将记下来的东西进行选编整理，便是“论语”的来源。

《论语》虽然主要记载了孔子的言语，但该书不是由孔子本人所写，笼统地说，它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的。西汉末年刘向《别录》说：“《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东汉初年王充的《论衡·正说篇》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东汉末年赵岐《孟子题辞》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但具体地说，《论语》到底是谁编的呢？学术界聚讼纷纭，至今没有定论。东汉的郑玄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删定”（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有人说是原宪所作，因为《论语》中有“宪问耻”，单称原宪的名，与其他孔门弟子称呼不同，一般称名是自我的谦称。有人怀疑主要出自曾子的弟子，因为书中对曾子无一处不称子，且记其言行较孔子其他弟子为多。《论语》全书记载曾子单独发表的言论有十二次，均尊称为“曾子”，因此有人推断《论语》为曾子门人编纂。《大学》成于曾子之手，《中庸》成于子思之手，曾子和子思有师承关系，子思是孔子的嫡孙，孟子受学于子思的门人，是孔子的五传弟子。以子思与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是儒家八派中最具影响的一支，后世的孔庙祭祀，孔子身边的四配，曾子、子思、孟子俱在列，曾子一系的学术地位得到了彰显。

“微服过宋”（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明版彩绘孔子圣迹图》，齐鲁书社，2006.6）

《论语》是什么时候编纂的呢？一般认为是战国初期。钱穆认为孟子之时，《论语》一书尚未编纂成书，因为《孟子》未提及《论语》书名，故《论语》成书在《孟子》之后。但也有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孟子》中引用孔子的话很多出自《论语》，如清代顾炎武《日知录》说“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有八”，其他大意引用的还有十条，则孟子不仅见到过《论语》，而且说明此书在战国中期已经流行。很可能是孔子死后，弟子们治丧余暇，想到老师既逝、师兄弟将来不免各奔东西，难以聚在一起汇集夫子的言论，因此每人就所闻所见进行记录，在服丧的三年时间编成，因此《论语》很可能完成于前479年至前476年之间。

《论语》的成书问题事关中国古代哲学的起源。中国哲学到底应该从《论语》讲起，还是从《老子》讲起，是学术史上争论的焦点。胡适和冯友兰都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鼻祖，都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都著有《中国哲学史》，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北京大学校长，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大学副校长。他们在《老子》和《论语》的先后问题上有根本的分歧：胡适把《老子》放在《论语》前，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首倡诸子平等，有着批孔的需求；冯友兰把《论语》放在《老子》之前，维护了孔子的权威地位，是出于尊孔的需要。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年龄当然小于老子，但《老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却晚于记录孔子真实言论的《论语》。儒家都是主动立论，没有攻击其他学派，大约是当时没有对立的派别可以争论；墨家主要针对儒家，很多学术观点与儒家针锋相对；道家提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第十九章）等论点，已经预设了攻击对象，考虑到“仁”是孔子创立的思想，一般认为是针对儒家而言，因此说道家应该出现在儒家的后面。

《论语》的名称最早见于《礼记·坊记》。《礼记·坊记》载：“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欢。’”《礼记》一般认为成书于汉代儒生之手，但近年上海博物馆所获的战国楚竹书已经有《礼记》中的《孔子闲居》《缁衣》《曾子》等篇，因此《礼记》应该在战国时已经成形，那么《坊记》所引的《论语》，应该在战国时就已经出现。《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当为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府墙壁的藏书在汉初被发现，所用的文字是不同于汉隶书的古代文字，那么其中的《论语》成书自然早于汉代。东汉王充《论衡·正说篇》说：“时尚称书（案指《论语》）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王充认为《论语》的称呼是经过孔安国的提倡才逐渐流行的，这个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

《论语》书名的含义，汉代流行的说法是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解释，即“论”是论纂，“语”是“语言”，《论语》就是语言的论纂。东汉刘熙《释名》说“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论语》就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汉代以降的学者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论”是“讨论”，《论语》即“讨论文义”（元何异孙《十一经问对》，钱穆《论语新解》主此说），又有人认为“论”本作“仑”，是按次序编竹简成册，《论语》就是将师生的对话编成一册（章太炎《国故论衡》）。总之，《论语》就是把孔子师生和他人的言论记录下来，各记所见闻，编纂成书。

西汉人称“五经”为“经”，《论语》《孝经》为“传”，因此提及《论语》中的话，一般称“《传》曰”，如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引用了《论语·阳货》的话，称“《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汉代的“经”“传”地位悬殊，反映在书写的载体上，规格也不相同。汉代的竹简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等规格，一般来说二尺四寸之简写经，一尺二寸之简写传，八寸之简写记，六寸之简用作通行证明的符信。汉代“五经”地位尊崇，写在了二尺四寸的竹简上。《孝经》地位略次，写在了一尺二寸的竹简上。但《论语》仅仅是“书以八寸策”（郑玄《论语序》），非但不可与“五经”并提，甚至与同列于小学必读书的《孝经》的地位也不相侔。这可以通过出土的实物得到验证，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的西汉宣帝时期的汉简，其中的《论语》只有七寸，说明《论语》地位不高，没有统一的定制。长简虽然壮观，但原材料比较难得，体宽字大又难免浪费，且不方便传播，《论语》由短简制成，反而更有利于阅读和传播，尤其适合刚入小学的孩童。大约到了东汉末年，赵岐等开始致力于提高《论语》的地位，关于此事的原委，我们在后面还有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