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正义》：传统研究的集大成

8．《论语正义》：传统研究的集大成

刘宝楠《论语正义》代表了清代研究《论语》学的最高成果。

刘宝楠（1791—1855年），江苏宝应人，是清代著名学者，也是“扬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论语正义》虽题为刘宝楠所撰，实际上是刘宝楠及其子刘恭冕共同完成的，具体来说前十七卷出自刘宝楠之手，后七卷出自其子刘恭冕之手。《论语正义》的著述开始于道光八年（1828年），结束于同治四年（1865年），是刘家两代人耗时三十八年的学术成果。

《论语正义》仿照焦循《孟子正义》的体例，“先为长编，次乃荟萃而折衷之”。这是古人做学问的普遍方法，先尽可能地收集相关的材料，然后再进行斟酌取舍，断以己意。

刘宝楠编纂《论语正义》不持门户之见，对于汉学和宋学都能兼容并包，唯求能合于孔门的义旨。汉学，本指汉代的学问，特指训诂之学，以郑玄为代表。宋学，本指宋代的学问，特指义理之学，以朱熹为代表。汉学讲究实事求是，言必有据；宋学讲究微言大义，好为新说。汉宋之争在嘉庆年间愈演愈烈，有识之士注意兼采两者之长，刘宝楠正是这样的人物。

《论语正义》也是对何晏《论语集解》所作的《论语正义》：传统研究的集大成注释，特点是：一是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清人的《论语正义》：传统研究的集大成注释、考证的新材料。刘宝楠父子既能充分吸收历代学者的正确注解，又能够对皇侃、邢昺、朱熹等的错误进行辩证，尤其是对不同时代哲学思潮的痕迹进行廓清，特别重视清人的注解考证，能够博采众长、详加采录。

《论语正义》书影　扫叶山房本

二是注重文字训诂、史实考订和阐发经义，尤其对古代的典章制度、风俗礼节、历史事件及人名地名的《论语正义》：传统研究的集大成注释考证。比如文字考订，《为政》“举直错诸枉”的“错”字，作者先引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错，郑本作措”，又引《说文》“措，置也”，再引《汉费凤碑》“举直措枉”为证，肯定“措”为正字，“错”为假借字。又如制度考证，《学而》的“千乘之国”，包咸依据《礼记·王制》和《孟子》指出是方圆百里的国家，马融依据《周礼》指出是三百一十六里多的地方，何晏不能判断孰是孰非，只能并存两说，刘宝楠大量征引先秦古籍和前人考证，证实了包咸之说的可靠。当然，对不能成为定论的异说，刘宝楠兼收并蓄，以待后人的破解。

《论语正义》的缺点是流于烦琐，有些解释不免牵强。比如《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刘宝楠批判了前人的成说，认为“南子虽淫乱，然有知人之明，故于蘧伯玉、孔子特致敬。其请见孔子，非无欲用孔子之意，子路亦疑夫子此见，为将屈身行道，而于心不悦”，又解“天厌之”说“言南子方得天”，指出“夫子知子路不说，故告以予若固执不见，则必触南子之怒而厌我矣”。刘宝楠认为子路不满意孔子屈身道德，而非南子的淫乱名声，又说孔子不见南子，必遭南子的厌恶。如是种种，不过是白圭之玷、人所不免，无损于该书的重大价值。

《论语》的《论语正义》：传统研究的集大成注释本，一般以何晏、朱熹和刘宝楠的著作最为重要，但何晏的《论语集解》带有玄学色彩，朱熹《论语集注》受到理学影响，刘宝楠《论语正义》代表汉学观点，不可避免地保留了时代学术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