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孔子的五经整理

10．“述而不作”：孔子的五经整理

“作”是圣人的事，因此孔子说“述而不作”，孔子的学术崇尚是“好古”，他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论语·述而》），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孔子的“好古”具体指什么呢？《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追求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圣人的著述行事。孔子认为只有圣人才具有著述资格，其他人只要学习圣人的遗训就足够了。圣人的遗训是针对当时的事实发生的，学习时又不可拘泥，要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孔子说“赐也，始可与言《诗》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儒家“六经”在先秦已经存在，《庄子·天运》载孔子对老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湖北郭店出土的战国简《六德》称：“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此六者客（各）行其职，而谗谄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郭店简说“六经”的次序与《庄子·天运》相同，说明战国中期“六经”已经定型。因此孔子以“六经”传授给弟子，应是客观的事实。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说过：“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已经认为孔子是继周公后的圣人，认为孔子对“六经”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创作。

“退修诗书”（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明版彩绘孔子圣迹图》，齐鲁书社，2006.6）

一是《诗》。《诗》是孔门弟子的必学课程，孔门《诗》学成就最突出的是子贡和子夏。但孔子有没有对《诗》进行过加工整理，历史上有很多的争论。西汉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史记·孔子世家》）意065思是古代有三千多篇的《诗》，但孔子以礼义为标准进行了删减，只剩下三百多篇，十分去其九，删减力度很大。东汉王充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五篇。”（《论衡·正说篇》）班固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汉书·艺文志》）王充、班固都相信了司马迁的观点。支持此观点的依据是《史记》《汉书》的作者距离周朝不远，记载比较可信；当时的诗不止三百零五篇，因为先秦古籍明说采自《诗》的却不见于今本《诗经》；当时诸侯国有千余，而《诗经》只选十三诸侯国和两地区，可见是经过选择的；孔子本人也说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可见证据确凿。但反对者指出孔子自己及门人弟子从来没有说过“删诗”的事，但孔子喜欢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正礼乐的事情；《左传》记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鲁乐工演奏十五国风及《雅》《颂》，与今本《诗经》次序一样，而当时孔子未满十岁；孔子严守礼义，其对郑、卫之乐屡屡表示不满，若云删诗，为什么不删去《郑风》《卫风》等淫放的诗？孔子一生不得志，不具备掌握全国各地诗歌的条件，以孔子的地位，他即使敢删诗，也难以说服当时的人接受；尽管先秦有一些逸诗不载今本《诗经》，但梳理文献所引的诗，大多数保存在今本《诗经》中，如果孔子删掉百分之九十，那么逸诗的数量应该远高于今本《诗经》的数量才是。总之，上古的诗歌肯定流传甚多，能够用来教化入乐的不多，因此删诗是确实存在的，但未必是孔子，应该是各国的乐师或史官。

《诗经图卷》局部　南宋·马和之绘（上海博物馆藏）

二是《书》。《尚书》即上古之书，是汉代始有的书名，先秦时称《书》，记载的是虞、夏、商、周帝王国君大臣的言语。墨子说周公曾经读《书》百篇，说明商代流传下来的《书》已经不少。但由于文字古奥，口耳相传殊为不易，因此流传不广，极易散佚。到了孔子的时代，存世已经不多，因此孔子说“文献不足征（证明）”。秦始皇焚书，以《尚书》损失最为惨重。孔子用《尚书》来教授学生，说明孔子当时已经掌握了不少篇章。孔子编《尚书》的说法，直到汉代才开始流行。司马迁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序”即编次，“传”是《尚书》古注。班固《汉书·艺文志》说：“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总之，两汉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孔子编纂《尚书》。孔子编纂《尚书》的原则是撷取其中有利于治道教化的篇章进行结集，时间断限上是不取尧之前和秦穆公之后的文章。史书不言删削，而说编次，说明孔子是第一个结集《尚书》的人。汉代的时候，社会上流传的是《今文尚书》，孔子十世孙孔安国家藏一部先世流传的《古文尚书》，因为不认识古代文字，于是用《今文尚书》来比对《古文尚书》，发现了十余篇散佚的《尚书》篇章，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三是《礼》。孔子极为重视“礼”，盛赞周公的礼乐制度。但孔子的时代，礼乐已经衰微，司马迁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书传》《礼记》自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又说“孔子悯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传》）。“礼”即《仪礼》，“记”是“述而不作”：孔子的五经整理注释。司马迁说孔子感伤于周王朝的礼坏乐废，因此编写了《仪礼》。也有人说《仪礼》是周公“制礼作乐”时所作，但《仪礼》的文辞与现存的西周金文及《诗》《书》的相关篇章完全不同，显然不是周公的作品。《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大量论“礼”的文字，孔子以“六艺”教授学生，“礼”是“六艺”之一，因此说孔子编写《仪礼》是有充分依据的。

四是《易》。孔子有没有学《易》，在学术史上有过争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般解释为，孔子说让我多活几年，到五十岁的时候去学习《易经》，便可以没有大过错了。但东汉大儒郑玄说“《鲁》读‘易’为‘亦’，今从古”，说《鲁论语》的“易”读作“亦”，那么应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否定了孔子与《易》的关系。其实，《论语》中涉及《易》并不止于这一条。《论语·子路》载：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易·恒卦》九三的爻辞是：“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孔子引用了这句话，显然是孔子学《易》的明证。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一篇记录孔子论《易》的《要》，学者断定它出于战国时期。《要》中记载了孔子与子贡关于《易》的对话，说明孔子与学生一起讨论《易》，《要》中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即孔子晚年对《易》手不释卷，下了很大的功夫研究它。

一般认为，孔子晚年给《易》做“述而不作”：孔子的五经整理注释，是为《易传》。司马迁首先指出孔子与“十翼”的密切关系，他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传授《易》学的脉络，亦可征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其载：“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臂子弘。”孔子曾将《易》学传授给弟子商瞿（子木），商瞿再传给臂子弘（弓），馯臂子弓又传给荀子。《荀子》的《非相》引用了《易》经，《大略》引用了《易传》，《天论》则根据《系辞》进行了发挥。

五是《春秋》。现存《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起到鲁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间事。《春秋》本是周代史书的通名，《国语·楚语》记到申叔时问楚庄王，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墨子·明鬼》记载了周朝、燕国、宋国、齐国等“百国”的《春秋》。殷周时期的历法，一年仅有春秋两季，因此当时人以季节名称作为编年体史书的名称。现存《春秋》一般认为是孔子所修，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左传·成公十四年》，它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里的圣人就是孔子。战国中期的孟子也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西汉初年的司马迁也多次说到孔子修《春秋》，如：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孔子修《春秋》是战国以来的普遍观点。当然也有反对孔子修《春秋》的看法，比如说《论语》提及《诗》《书》《礼》《乐》《易》，唯独没有提及《春秋》，又如阐释《春秋》的《公羊传》和《穀梁传》记载了《春秋》的“孔子生”，而《左传》记载了《春秋》的“孔子卒”，不可能是孔子的亲笔。

《春秋》是鲁国流行的史书，是鲁国史官所作，但孔子进行了整理的工作，因此孔子修《春秋》不是创作，而是整理。

上古已经有修史的传统，每个诸侯国都有设置史官，史官负责不断修撰本国史，不会出现历代史官都致力于资料积累，待孔丘出现方形成史书的情况。实际上孔子提到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孔子说夏商的文献不足证明，却未提及周朝和鲁国，说明当朝的周鲁史是有文献可征的，《春秋》早于孔子已经存在，不需要孔子进行编撰。

但孔子对《春秋》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知道，鲁国是周公的封国，从周初延续至孔子时代，已经有五百年。司马迁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史记·太史公自序》），恰能说明鲁国《春秋》的延续时间。孔子修《春秋》，主要进行了断代的处理，截取了最近的十二个鲁国国君，从鲁隐公到鲁哀公，是为春秋十二公，因此后世把孔子的鲁史断限称为东周的春秋时代。孔子为什么选取十二个君主呢？这是效法天数，古代的天子掌握历法，一年有四时（季节）十二月，春秋以纪时，十二公则纪月，这就是天数。

孔子主要汲取了《春秋》的“义”，即天子之义，《孟子·离娄下》载：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说史书的事情出于齐桓、晋文等春秋霸主，文字有史官的记载，而天子之义则为孔子所阐发。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

那么孔子为什么称“窃”呢？这不宜理解为谦辞，而是反映了当时的史官制度。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国史的修撰本来是天子的事情，应是天子史官的责任，或者有天子的授权。孔子既非史官，又无君命，没有修撰的资格，因此孔子的行为已经属于僭越，所以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通过《春秋》，有的人理解我，有的人责备我。后世也因此称孔子为“素王”，即有其德而无其位的王。

总之，孔子没有创作《春秋》，而是因鲁国的史书进行了删述，孔子对《春秋》进行了整理，并且传授给士人，因此在列国史书都被焚毁的情况下，鲁国《春秋》因孔子的教习而流传下来，并且上升为“五经”之一。

孔子述《春秋》以寄寓褒贬，后人为把握孔子的思想，对《春秋》进行讲解，形成了多部解释《春秋》的著作，现在流传下来的有《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和《春秋左氏传》，简称《春秋》“三传”。《公羊传》和《穀梁传》以问答的形式发挥《春秋》义理，一直口耳流传，到了汉初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是为今文经，《左传》以记事的形式提供《春秋》史实，早已成书，因为用的是战国的文字，称为古文经。西汉时《公羊传》和《穀梁传》立于学官，成为官方的学问，教习的人便是博士官，享受国家的俸禄。《左传》未能立于学官，主要在民间流传，直到东汉《左传》的影响才渐渐大了起来，许多大学者都为《左传》作注，如贾逵、服虔等。到了西晋时，更有杜预作《春秋左传集解》，从此《左传》便得到了学者们的充分肯定。

《左传》的作者，有人说是孔子的弟子左丘明，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司马迁，他说：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为有所剌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孔子家语·观周篇》也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现存《孔子家语》是王肃抄集而成，但在西汉时，此书已经存在，书中提供的观点值得重视。据此可知，左丘明编《左传》是为了配合孔子编《春秋》，两者各为表里。左丘明确实是孔子时代的人，《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但将左丘明说成“左氏”，恐怕是后人的附会。《左传》记载的事情，比如赵襄子之死，是孔子死后五十三年发生的。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孔子生前很满意他的是非观，孔子死时他的岁数应当也不小了，很难再存活如此之久。因此一般认为《左传》出于战国初年的学者之手，而不是左丘明，孔子也不会知道《左传》编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