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不可贪得无厌，不可自私

◢典藏原文◣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论语·里仁》

◢指点人生◣

2006年7月5日，刘德华一行来到日本，举办小型歌友会。歌友会一开始，歌迷欢呼。但是刘德华拒绝用日语向大家问好，接着又拒绝了主办方安排的日语歌曲。并把所有曲目都改为普通话，原定的粤语歌曲也全部取消。

刘德华用普通话一字一句地说道：“本来我是不想来日本的，但是因为合约在身，不得不来日本。但是你（指记者）不要以为是一纸合约把我牵住的，如果我不来，没人可以把我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这样对我的歌迷不公平，因为歌迷是无辜的。我不想做的事，谁也无法逼我做，而且，你逼我，我也不会做。”

刘德华接着说：“引用一句话，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是艺术家是有国界的。我想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但是音乐家是有国界的。”他对着主办方说：“以后介绍我时，不要说我是香港歌手，因为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然后，他当着几百名日本歌迷的面，演唱了一首《中国人》。

刘德华和姚明都是享誉全球的巨星，他们在义与利的价值取向上，都有自己的判断，这就是他们能够成为公众爱戴的巨星的原因。他们在义与利的把握上，有着符合大众审美标准的视角。而这一点，正是孔子所倡导的。

孔子并没有要求大众舍利取义，他只是反对一味地追逐名利，忘掉了义。这方面，已经有许多明星都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重义轻利的宗旨，诠释着义与利的美学含义。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许多文体明星，都毫不犹豫的慷慨解囊，零报酬参加抗震救灾的演出，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孔子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讲利、求利，而在于是否放于利而行。实践经验一再告诉人们，一味追求个人利益会引起各种社会问题，激化社会矛盾，于人、于己不仅无益而且十分有害，不利于人与人之间和睦、团结和协作，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孔子认为，处理义、利问题应遵循道义原则，“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利”合于义则取之，违于义则去之。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公众人物，为了追求出镜率，为了追求点击率，为了追求知名度，不惜翘首弄姿，不惜丧失人格，不惜出卖灵魂，这种重利轻义的行为，是不符合道义原则的。

孔子甚至将如何对待义利问题，作为判断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说：“君子明白大义，小人只知道小利。”这样就把君子和小人分离开来了。

儒家虽然提倡“重义轻利”，但并不排斥人们的逐利行为，只是说选择“利”的时候，要遵循“义”的规范。

“义”即道义，也就是合符道德要求的行为，故“义者宜也”。

对活在当下的我们来说，追求名也好，追求利也好，必须遵守法律法规，这是从法制这个层面来讲；另一个，则需要遵守社会公德。过度地追求私利，犯了法要受法律的制裁；违反了社会公德，则必然会受到大众的指责。

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社会公德规范，如尊老爱幼、扶贫助弱等，这是人们应该自觉遵守的。如果为了追名逐利，置社会公德规范于不顾，惹起了众怒，最后必然会身败名裂。

也就是说，不能见利忘义。一直以来，有一个在民间流传很广的故事，说姚明到美国NBA火箭队打球以后，日本丰田公司知道姚明在中国乃至全球都是有巨大影响的公众人物，就几次三番找到火箭队的老板亚历山大，希望他帮忙跟姚明牵上线，让姚明出任丰田的形象代言人。丰田公司一直是火箭队的球场赞助商，火箭队的主场球馆就叫“丰田中心”，所以，老板自然也愿意成全这桩美事；更何况，丰田公司在开始行动时，为姚明准备了一份2000万美元的丰厚酬金。这桩看起来皆大欢喜的生意，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姚明一口回绝，就是两个字：不行。而且，不提供任何解释。

2000万美元，也就是1亿多元人民币，姚明只需做一个几秒钟的广告就到手了，但他不容分说地拒绝了。

国内许多请姚明做广告的企业，付出的报酬要低得多，姚明都痛快地答应了。并且姚明有许多公益广告，是分文不取的。

我们可以说，姚明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具有鲜明的态度。姚明虽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但中国人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姚明在国人心目中一直有着良好的形象。

◢微言大义◣

孔子说，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必然会招来各方的埋怨和指责。孔子提出了许多关于义与利的见解，这也是构成儒家学说的重要思想。人们常用“利欲熏心”“利令智昏”，形容那些贪婪的人，贪婪也总是与邪恶联系在一起。放任自己的贪欲去逐利，必然会受到众人的唾弃。虽然逐利是人类的本性，但如果越过了一个度，贪得无厌，则一定会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