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儒家的人性善论创自孔子。孔子不仅将“仁”指认为礼乐形式所据以成立的内在根据，而且认之为普遍的人之本性之所在。孔子明确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他看来，人如果不能具备“仁”这样的品质，那么即使是生活在礼乐文化的典章制度与生活规范中，其礼乐也只能是徒具其表；同样，人也很难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孔子还指出：君子连吃一顿饭的时间也不能离开“仁”，就是在仓促匆忙的时候也一定和“仁”在一起，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和“仁”在一起。换言之，“仁”不仅成为礼乐仪节的真实内容，而且成为人之真实生命最内在的本质。

熟悉孔子思想的读者知道，孔子并没有明确提出“性善论”。在《论语》中，论到“性”的地方只有两处。一处是在《公冶长》篇，子贡慨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另一处是在《阳货》篇，孔子做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论断，但并未指明“相近”的具体意涵。我们认为，综合孔子的思想，这里的“相近”只能是指向人性善的。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理由。

其一，正如学界的相关研究已经得出的共识，就词源而言“性”字就是从“生”字演变而来的，直至春秋时代，“生之谓性”即以人与生俱来的材性禀赋为人之性仍然是当时的主流传统。显然，以这样的进路来谈论人性，是以肯定人与其他万物的共同性为前提的。而在孔子那里，突显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明显构成了其重要的理论出发点。这就包含了在人性论上实现新的变革的可能。

其二，事实上，孔子的整个学说的确是建立在对于人的新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新认识就是鲜明地突显了人的道德性。孔子不仅指点出了“仁”，而且明确地以“爱人”即“自爱”基础上的“爱他”来规定“仁”，并进而将具有仁德、成为“仁以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确立为儒者的人生目标。这其中的确包含了对传统人性论的变革性内容——道德性。而正是道德性成为其后儒者高扬“人性善”旗帜的核心内容。

其三，孔子不仅鲜明地阐释了成为仁人志士的理论要求，而且通过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生命实践，向世人展示了由仁心朗现而仁智双彰而与天相知并最终“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圣贤气象。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所谓“人性善”是通过自我生命的实践而“吾性自足”地获得生命的终极价值与意义。与此相对应的是，人性恶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总是需要一个纯善的、世俗世界之外的上帝来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孔子以自我生命的光辉轨迹向世人昭示了“人性本善”的生命存在形态。

正因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正是作为儒学创始人的孔子开启了儒家性善论的端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