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时成了进步青年的楷模》点评历史人物

胡适一时成了进步青年的楷模

胡适是大名人，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新文化运动时期，一度成了毛泽东的楷模​‍‌‍​‍‌‍‌‍​‍​‍‌‍​‍‌‍​‍​‍‌‍​‍‌​‍​‍​‍‌‍​‍​‍​‍‌‍‌‍‌‍‌‍​‍‌‍​‍​​‍​‍​‍​‍​‍​‍​‍‌‍​‍‌‍​‍‌‍‌‍‌‍​。毛泽东是怎样认识他的呢？ 这些认识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呢？ 颇为曲折，颇多启迪​‍‌‍​‍‌‍‌‍​‍​‍‌‍​‍‌‍​‍​‍‌‍​‍‌​‍​‍​‍‌‍​‍​‍​‍‌‍‌‍‌‍‌‍​‍‌‍​‍​​‍​‍​‍​‍​‍​‍​‍‌‍​‍‌‍​‍‌‍‌‍‌‍​。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 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竟（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１］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２］胡适简介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现代诗人、文史学家、“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初名嗣郙，学名洪驿，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生于上海一个亦官亦商的家庭。其父为清末地方官吏，其母系农村妇女。１８９５年春，始在家乡私塾就读。习四书五经。９岁起，阅读《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小说。

思想上深受其父服膺的程朱理学的影响。

１９０４年春去上海，进新式学堂，学习了英语和西方自然科学，接触了严复译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梁启超的《新民说》，这些给他以很大启发。他在中国公学求学时，曾参加以“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为目的的竞业学会，并一度任白话文会刊《竞业旬报》主编，在该刊发表过一些白话文学。这一时期，他对旧体诗产生浓厚兴趣，因而放弃自然科学，走上专攻文学、史学的路。

１９１０年往北京考取庚子赔款第２期官费生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习政治、经济，兼治文学、哲学。１９１４年获文学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就学于哲学家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胡适后来忆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结论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介绍我自己的思想》）１９１７年完成了论文《先秦名学史》，这是为获取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而撰写的学位论文。同年夏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后又任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同年，与江冬秀结婚。其时，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锐意改革，集中了一批从日本、欧美留学回来的新派知识分子。他们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倡导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胡适是这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１９１７年１月，他尚在美国时，即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被诩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一时享誉全国。稍后，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又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１９１８年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复把所谓“八不主义”总结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１９１８年他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

在“五四”文学革命前后，胡适还陆续发表《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文。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为新文学提供借鉴；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早在１９１７年２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就发表了他的几首白话诗，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这些作品，虽然还留有旧诗的若干痕迹，但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开始打破传统的诗歌格律，内容也表达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情绪。正如他把它们结集时取名《尝试集》所表明的，他为新诗创作作了积极有益的“尝试”。胡适又于１９１８年发表自称为“游戏的喜剧”的《终身大事》。剧作带有易卜生的明显影响；尽管反封建的主题思想相当软弱，却以其触及觉醒中的青年普遍关心的婚姻恋爱自主、妇女解放等社会课题，曾经激起过强烈反响。

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说的考证工作。著有《白话文学史》（上）一书。１９２０年起陆续写成的关于《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志演义》等书的考证文字，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他将所考证的小说分为两类，一类以《水浒传》为代表，称为历史小说，着重研究其历史演变过程；一类以《红楼梦》为代表，称为创作小说，着重考证其作者的身世、经历。１９２１至１９３３年间，共作５篇考证《红楼梦》的文章，否定了索隐派的旧红学，创立“自传说”，开始了后来被称为“新红学”的学派。

胡适这一时期的文学主张、创作实践、研究工作，影响很大。为此，他和陈独秀、钱玄同等曾一度成为封建复古主义者攻击的对象。但他的偏重语言、形式改革，强调点滴演进的看法，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明显带有改良主义、庸俗进化论和唯心论、实用主义的色彩。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胡适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１９１８年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但在１９１９年接编《每周评论》后，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杜威的点滴改良的实用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主张。

１９１９年秋，杜威来华讲学，胡适为翻译人之一。１９２０年、１９２１年间，他进一步指责《新青年》对苏维埃俄国的介绍。在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批评和抵制后，脱离《新青年》阵营，并从此改变了他原想２０年不谈政治的态度，于２０年代办《努力周报》，３０年代办《独立评论》，４０年代办独立时论社，都是谈政治的。在愈益频繁地介入政治的过程中，他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

１９２２年胡适在其办的《努力周报》上，发表大量时事述评，提倡所谓“好人政府”，后又附出《读书杂志》，支持《国学季刊》，鼓吹“整理国故”，并在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中宣扬“读书救国”，要求青年“独坐在图书馆里”，“救出你自己”，终于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中分化出去。

１９２７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后，胡适虽曾因编集１９２９年《新月》月刊讨论人权问题的文章为《人权论集》出版，一度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但他随即在１９３０年４月作《我们走那条路》一文，声言中国应打倒的“五个大仇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全然否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存在。１９３３年初，曾参加宋庆龄、蔡元培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北平分盟主席，但旋即因撰文强调维护政府权力，指责民权保障同盟，被同盟除名。此后，又在自己主办的《独立评论》上，一再发表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文字，走上了政治上依附国民党的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胡适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当时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中，成为进步青年学生的对立面。１９４６年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为国民党政府效劳。

３０年代至４０年代，胡适的主要学术活动，是继续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早在１９１９年即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一书。继１９２７年出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后，１９３０年辑成《神会和尚遗集》、写成《菏泽大师神会传》先后发表，作为他研究中国禅宗史的成果。１９３１年发表《淮南王书》，是他研究道家哲学的成果。１９３４年发表《说儒》，自认为是研究儒家的重要著作。抗日时期在美国期间，曾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４０年代后半期任职北大校长期间，还曾致力于《水经注》的研究。有关手稿，１９７９年在国内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胡适离开大陆去美国。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５年间，国内学术界从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学诸方面，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以及他的反共政治立场，进行了批判。１９５７年，他出任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１９５８年，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４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于台湾。

胡适的主要著作除上面已提及的之外，还有《胡适文存》（四集）、《胡适论学近著》、《藏晖室諸记》等。胡适逝世后，又有《胡适手稿》、《胡适选集》、《胡适口述自传》等书，在台湾出版。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对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的提倡。

试　析胡适比毛泽东年长两岁，成名成家较早，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赢得许多进步青年的钦佩、崇拜，一时成为学习的楷模。青年毛泽东也不例外。十多年后他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当年读《新青年》杂志时，坦诚地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在这里，他把胡适与陈独秀并列，作为自己当时的“楷模”。

毛泽东首先是从读《新青年》杂志上胡适的文章开始了解胡适的。然后，１９１８年１０月至１９１９年３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旁听过胡适的课堂教学。胡适作为新派人物的代表，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在社会上颇负盛誉，威望很高。他学贯中西，播撒着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深得广大学生和青年的欢迎和拥护。蔡元培曾称誉他是“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一个人。当时毛泽东也仰慕胡适。萧三在《１９１８年毛主席在北京和天津》一文中说：“当时文化界名人荟萃在北京，毛主席仰慕他们。杨（怀中）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介绍我们去拜访过其中几个人，记得我随同去访问过的有蔡元培、胡适、陶孟和。”这就使毛泽东和胡适交往更方便了。

对胡适的重要文章毛泽东是认真研读的，如《文学改良刍议》就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胡适提出，作文“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避俗字俗语”等，２５年后毛泽东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再次予以强调。毛泽东还就哲学上的一些问题，诸如中西学术的关系、实验主义哲学等，请教过胡适，得到过胡适的当面指点​‍‌‍​‍‌‍‌‍​‍​‍‌‍​‍‌‍​‍​‍‌‍​‍‌​‍​‍​‍‌‍​‍​‍​‍‌‍‌‍‌‍‌‍​‍‌‍​‍​​‍​‍​‍​‍​‍​‍​‍‌‍​‍‌‍​‍‌‍‌‍‌‍​。他还听过胡适讲演墨子哲学、实验主义哲学等。胡适在北大所作“实验主义”的讲演，是他系统介绍实验主义，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一次讲演。毛泽东也受到实验主义很大影响，他把实验主义认作对抗思想强权的新思潮。他指出，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反动，“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

（１９１９年７月４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陈独秀和胡适当时还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叫《每周评论》。这个杂志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办《湘江评论》，从刊名到倾向，从形式到内容，都可看出明显受《每周评论》的影响。胡适也是这样看的，他甚至把新创刊的《湘江评论》称作《每周评论》的“小兄弟”。胡适在《每周评论》第３６号（１９１９年８月２４日出版）上发表的《介绍新出版物》一文中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在这篇文章里，胡适特别赞赏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他说：“《湘江评论》的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章。”在毛泽东这篇文章中，还包含着易卜生的妇女解放论的观点，这和胡适所宣传的主张是一致的。可见，在五四运动时，他们是同一战壕向旧势力进攻的战友。

１９１９年７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３１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胡适甚至以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外来进口的主义”指的是什么？ 他没有明说。他只是表示反对谈“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而主张去研究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等。但是人们都知道，胡适反对的是主张“根本解决”的马克思主义。

这一点，胡适自己后来也是承认的，晚年他在台湾出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这“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毛泽东率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赴京，在北京停留了３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同胡适有所接触。他后来同斯诺谈起此事：“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４日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中，谈了一些他同胡适交谈的内容。那时许多人都热心出国留学，毛泽东对此颇不以为然，同胡适讨论了出国留学的得失。毛泽东在信中对周世钊说：“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非留学篇》载于１９１４年１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年报》第３号，主张设立国立大学为培养本国人才之所。文章说：“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曰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捍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本国办了好的大学，就不一定都要出国留学了。在办学方法上，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重视自修与研究，其精神与当时在教育界颇有影响的“道尔顿制”相近，可以采用。这一想法久久吸引了毛泽东。

在同一封信中，毛泽东还告诉周世钊，他曾经同胡适商谈过创办自修大学的计划：“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个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对毛泽东筹办“工读互助团”是赞成和支持的，并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毛泽东等人后来果真在长沙办起了“自修大学”，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新教育》、《教育新刊》、《新时代》等杂志都发表了评论。

１９２０年７月９日，毛泽东还给胡适写过一信：“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敬尧）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　教安。”此信手稿被保存下来了。从这一短简中，人们不难看出当年毛泽东对胡适是很尊重与信赖的。

１９２３年，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０日出版）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将国内各派势力分为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

他把胡适等“新兴资产阶级”划归“非革命的民主派”，并且认为他们是可以同革命派合作的。１９４９年以后，胡适就被认作反动派了，并且随着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文化学术界开展过对胡适的批判​‍‌‍​‍‌‍‌‍​‍​‍‌‍​‍‌‍​‍​‍‌‍​‍‌​‍​‍​‍‌‍​‍​‍​‍‌‍‌‍‌‍‌‍​‍‌‍​‍​​‍​‍​‍​‍​‍​‍​‍‌‍​‍‌‍​‍‌‍‌‍‌‍​。现在看来，某些批判失之于简单粗暴。

胡适一生以“白话文的布道者”自居，事实如此。《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终身大事》为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文学革命”的口号不是由鲁迅而是由胡适最先提出来的。胡适还最先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某些批礼教、批节烈观、批孝道的文章，胡适发表在前，鲁迅发表在后，似有唱和关系。另外，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与整理方面，在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及古史研究方面，胡适都有开拓性的贡献。他一生获荣誉博士学位多达３５个，这是中外罕见的。胡适还以“自由神”自命，１９２９年他发起了“人权问题”的讨论，大胆批评国民党的“党治”、“人治”，呼吁“法治”。他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为抗日四处借款，巡回演说。仅１９４２年上半年的四个多月里，演讲百余次，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演讲，结果因劳累过度，致使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青年时期的胡适写过《睡美人歌》，希望学习西方的“新制”，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振兴富强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赴美留学，“愿得西方医国术”，他翻译都德的《最后的一课》，拜伦的《哀希腊歌》；他弃农从文，决心“执笔报国”。等等这些，都说明了这个思想。尽管胡适后来做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但他到死也未加入国民党。晚年离开大陆后，支持雷震等人在台湾办《自由中国》，一方面反共，同时也反对台湾当局对言论自由的压迫。

从五四运动后期起，胡适因反对马克思主义、坚持改良，而逐渐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毛泽东当然也就与他分道扬镳了。但是，时至１９３６年，毛泽东仍对外国记者坦诚地承认他青年时视胡适为“楷模”，说明毛泽东评价人物是客观公正的，是历史的、辩证的、全面的。当毛泽东晚年读《红楼梦》时，他仍认为胡适批评索隐派的观点，还是比较对的。

胡适的错误已成历史陈迹，可为后人之鉴；胡适的学术成就，已融入民族文化遗产，价值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