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关于逻辑问题的观点比较对》点评历史人物

周谷城关于逻辑问题的观点比较对

谁一人既写了《中国通史》，又写了《世界通史》呢？ 除了杰出的史学成就外，还在逻辑学方面有突出的建树；除了学者的身份，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就是周谷城，毛泽东的同乡、朋友​‍‌‍​‍‌‍‌‍​‍​‍‌‍​‍‌‍​‍​‍‌‍​‍‌​‍​‍​‍‌‍​‍​‍​‍‌‍‌‍‌‍‌‍​‍‌‍​‍​​‍​‍​‍​‍​‍​‍​‍‌‍​‍‌‍​‍‌‍‌‍‌‍​。

毛泽东评点原文　◎《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１］　◎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我曾告诉周谷城，人大有个王方名，他的观点和你相同。［２］周谷城简介周谷城（１８９８．９．１３～１９９６．１１．１０），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出身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湖口的农民家庭。１９１７～１９２１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后在湖南第一师范执教，担任英文、伦理教员。１９２７～１９３０年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中国公学任教。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年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１９３２～１９４２年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社系主任。自１９４２年秋起，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曾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后为该校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执教时，同徐特立等组织教育工作者协会，并与当时担任该校小学部主事的毛泽东结识，积极参加农民运动，担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湖南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接受毛泽东的委托，担任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

１９４２年执教于复旦大学以后，从事民主进步活动，受聘为民主政团同盟顾问，与陶行知等人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主张的共同宣言，与张志让等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和翦伯赞等一起起草反蒋宣言。由于经常支持学生反迫害、反压迫、反饥饿等活动，被撤去系主任职务，并遭逮捕。１９５２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创建上海历史学会，曾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主席团成员以及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

在大学任教期间，除开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课程外，并于建国后首先开设《世界文化史》课程。讲授《中国通史》时，强调“历史完形论”，着意阐明各个历史事件组成为整体历史过程的必要性，提出了见解独特的中国历史分期法；讲授《世界通史》时，主张着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并相继发表过《史学上的全局观念》（１９５９）、《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１９６０）、《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１９６１）、《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１９６１）等论文，对推动国内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影响深远。他视野宽阔，主张微观与宏观结合，对比中外，撰文《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１９８１），对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看法。

他的教学和研究，涉及史学、哲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纵述古今，横论中外。６０多年来，著述数百万字，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两百余篇。在年已九旬时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世界文化丛书》，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陆续出版。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０日逝世，终年９８岁。

试　析毛泽东与周谷城是多年的老朋友。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期，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和周谷城是同事。大革命时期，周谷城在毛泽东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发表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农村社会之新现象》等文章，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大革命失败后，两人天各一方，到１９４５年重庆谈判期间才得重逢。此时，毛泽东曾激动地打着手势说：“十八年了！”两人眼里都涌出了泪珠。毛泽东情真意切，未忘昔日峥嵘岁月，令周谷城感激不已。

１９４９年，全国即将解放之际，周谷城给毛泽东写信，并寄上他的著作。６月２８日，毛泽东复信说：“得书甚慰，如见故人。革命高涨，大家都是高兴的。前途尚多困难，惟有团结最大多数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反抗。相期共同努力。”毛泽东的话，既表示了朋友间的喜悦之情，又提出了诚挚的慰勉。

此后，周谷城多次来京，毛泽东常带他到中南海住处晤谈。两人一边吃饭，品尝湖南辣椒风味的菜肴，一边自由地谈古论今。毛泽东每次到上海，也常邀请周谷城会面。他们的谈话范围很广，而以谈论历史较多。毛泽东在谈到哲学时曾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还谈到：“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建国初期，我国大学中使用的逻辑学教科书是从苏联译过来的。这时在苏联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逻辑观点仍旧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哲学教科书观点的延续，即认为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有阶级性、有党性，因而否认形式逻辑，只承认辩证逻辑。就在此时，１９５６年，周谷城在《新建设》杂志２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一反当时逻辑学界的看法，提出了新的见解。周谷城的观点是：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为形而上学服务；既能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的主张服务。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纷纷就周谷城的上述观点发表文章，或“商榷”，或表示支持。风波所及，遂形成逻辑学界一场持续５年之久的大论战。

周谷城的文章一登出，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十分赞赏这篇文章的探索精神和新见解。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６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同志开会，当谈到批评要有说服力时，毛泽东说：“《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毛泽东的赞许对周本人也流露过。就在这期间，一次毛泽东到上海，曾特意召见周谷城，鼓励周谷城不要怕，积极写文章，继续辩论。他们之间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毛对周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

周说：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评冲起来，我受不了。

毛说：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

周说：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为众矢之的。

毛说：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周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好。

毛说：人民大学的刊物《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周说：我没看见。

毛表示：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果然，毛泽东回到北京不久，就叫人给周谷城寄去了几本刊物，有些地方还折角做出记号。４月１０日，在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了对周谷城文章的支持，认为“观点比较对”，同时指明了与周谷城观点相同的那个人就是王方名。

王方名的文章是在周谷城１９５６年发表关于形式逻辑的第一篇论文之后而发表的。与周谷城观点相似的有３篇，均以“求实”的署名分别刊登在《教学与研究》当年的第１、２、３期上。毛泽东对这３篇文章相当欣赏，经他建议，这几篇文章汇集成一本小册子，叫《论形式逻辑》，于１９５７年１０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教学与研究》丛书出版。

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１日，毛泽东去中南海颐年堂邀集逻辑学界、哲学界人士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周谷城、王方名都在场，此外还有金岳霖、冯友兰、贺麟、费孝通等人。这次聚会在周谷城和王方名之间，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毛泽东从中撮合说：你们两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做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除了论及各人专业经历、研究成果和一些逻辑问题之外，毛泽东还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论题，说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当周谷城论逻辑的文章刚登出，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反对，周谷城感到受不了的时候，毛泽东得知后便把他接到中南海一同游泳。在休息时毛泽东拿出一套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对他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

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但到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却只有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毛泽东说这番话的用意，是希望周谷城坚持真理，投入百家争鸣，不要害怕辩论。

毛泽东的多次鼓励给周谷城增添了理论勇气，他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或进一步阐明、发挥自己的观点，或与不同的观点进行辩论。到１９５９年，科学出版社便将周谷城自１９５６年以来连续发表的１２篇逻辑学论文汇编成册，以《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名出版。书出之前，周谷城曾就要不要按语式的导言写信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于１９５８年７月２８日回信给周，信中说：“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 大书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毛泽东赞同周谷城的观点，但又不愿作序表示意见，显然是为了维护逻辑学界自由讨论的学术气氛，维持逻辑学界“百家争鸣”的局面。毛泽东的考虑是很周详的。

“文化大革命”中，周谷城关进“牛棚”。毛泽东知道后，在一次会议上特意指出：“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这些话，无疑对周谷城起了很大的保护作用，也给了他莫大的精神鼓励。因此，周谷城常说：“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是热情地鼓励我，帮助我。”这部《世界通史》共３册，是作者独立完成的。１９４９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多次重印。该书有许多新颖独到之处。首先，它强调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的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注重了世界各地的相互联系。其次，打破了传统的以欧洲为世界通史的中心的写法。第三，该书中的篇、章、节、目都从具体的事实中概括出来，既是高度的归纳概括，又避免了抽象的空谈。建国以后，周谷城着手收集材料，准备完成《世界通史》的第四册​‍‌‍​‍‌‍‌‍​‍​‍‌‍​‍‌‍​‍​‍‌‍​‍‌​‍​‍​‍‌‍​‍​‍​‍‌‍‌‍‌‍‌‍​‍‌‍​‍​​‍​‍​‍​‍​‍​‍​‍‌‍​‍‌‍​‍‌‍‌‍‌‍​。毛泽东不但阅读了周谷城该书的前三册，而且支持他完成第四册。

从毛泽东对周谷城的评价和支持来看，毛泽东用实际行动支持学术上的探索与创新，支持“百家争鸣”，保护了几度处于逆境的周谷城，成为学术界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