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有胆量，但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点评历史人物

赫鲁晓夫有胆量，但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

他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政治家，他改变了苏联的历史，改变了国际共运的发展，也恶化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关系​‍‌‍​‍‌‍‌‍​‍​‍‌‍​‍‌‍​‍​‍‌‍​‍‌​‍​‍​‍‌‍​‍​‍​‍‌‍‌‍‌‍‌‍​‍‌‍​‍​​‍​‍​‍​‍​‍​‍​‍‌‍​‍‌‍​‍‌‍‌‍‌‍​。他曾给我们施加过巨大压力，但没有压垮毛泽东，没有压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毛泽东评点原文　◎赫鲁晓夫这个人有胆量，但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估计他日子也不太好过​‍‌‍​‍‌‍‌‍​‍​‍‌‍​‍‌‍​‍​‍‌‍​‍‌​‍​‍​‍‌‍​‍​‍​‍‌‍‌‍‌‍‌‍​‍‌‍​‍​​‍​‍​‍​‍​‍​‍​‍‌‍​‍‌‍​‍‌‍‌‍‌‍​。［１］　◎你（指赫鲁晓夫———编者注）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２］　◎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３］　◎你（指赫鲁晓夫———编者注）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

我自己有时也犯这个毛病，对人总是决断，讨人嫌恶；貌似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 ［４］

赫鲁晓夫简介赫鲁晓夫（１８９４．４．１７～１９７１．９．１１），苏共中央第一书记（１９５３～１９６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１９５８～１９６４）。１８９４年４月１７日出生于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夫卡村一个矿工家庭。幼年当过牧童、雇工。１５岁起在顿巴斯的机械厂当学徒和钳工，因参加罢工被开除。十月革命期间在卡利诺夫卡村任贫农委员会主席。１９１８年下半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布）。１９１９年初参加红军。在南方战线骑兵第一军第九步兵师所属作战单位做政治宣传工作。１９２２年初复员，任煤矿副经理，后到顿涅茨矿业技术学校工人专科班学习，任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１９２５年毕业，在顿巴斯任区委书记，后在斯大林诺任区委组织部长。１９２９年进莫斯科斯大林工学院学习，１９３０年任学院党委书记。１９３１年１月起先后任联共（布）莫斯科市鲍曼区委第一书记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第一书记。１９３２年任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兼莫斯科州委第二书记，１９３４年２月在联共（布）第１７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３５年１月任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１９３８年１月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派往乌克兰任党的第一书记和基辅省委、市委第一书记。１９３９年３月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基辅特别军区、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南方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１９４３年２月获中将军衔。１９４７年３月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１２月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主管农业，兼任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在苏共第１９次代表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中央书记。И．В．斯大林逝世后，于１９５３年９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中央第一书记，同年兼任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主席。１９５６年２月，在苏共第２０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此外，在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法制建设、平反历史错案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１９５８年３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１９６１年在苏共第２２次代表大会上提出１９８０年前在苏联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和目标。他认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有现实的可能实现和平过渡；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苏维埃国家已变成全民的国家，苏联共产党已变成全体人民的党。在经济上，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集体农庄、农场自主权；进行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用地区原则取代部门原则，把经济管理重心从中央移向地方；提倡利润原则，加强物质刺激等。在对外关系方面，他提出两个社会经济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原则，认为世界大战并非绝对不可避免。他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各国共产党关系上犯有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错误。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次日又解除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退休后领取特种养老金。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１日因病在莫斯科去世，终年７７岁。

试　析赫鲁晓夫１８９４年出生于矿工家庭，比毛泽东小１岁。他在１９１８年国内战争期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从小由于生活所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较低，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不高。他的言谈举止常常流露出粗鲁野蛮、莽撞无礼，让人笑话。他喜欢自我夸耀，开口闭口说自己如何有本事，担任重职又有能力等。

他好凭主观臆想，少谋武断，强加于人，缺乏政策、策略观点​‍‌‍​‍‌‍‌‍​‍​‍‌‍​‍‌‍​‍​‍‌‍​‍‌​‍​‍​‍‌‍​‍​‍​‍‌‍‌‍‌‍‌‍​‍‌‍​‍​​‍​‍​‍​‍​‍​‍​‍‌‍​‍‌‍​‍‌‍‌‍‌‍​。他常常一边说又一边否定自己，有时只管信口开河。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９５８年７月和１９５９年１０月，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有过三次交往。第一次，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４０周年的庆典活动，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二次，赫鲁晓夫秘密来华，提出希望在中国建一个潜艇基地、一个长波电台、一个联合舰队；第三次，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０周年庆典，并交换了中苏两党两国及国际关系的意见。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是根据赫鲁晓夫推行的路线、政策以及他的为人做出来的，有的是当面向赫鲁晓夫指出的，有的是同别人谈话时论及的。

在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上，苏共领导人挑起了中苏论战，并逐步把两党之间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对中国开始施加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压力，毛泽东对其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抵制和批评。同时对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感到非常恼火，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是“将一把刀子丢给了反动派”，在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制造内乱和惊慌，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是最明显的例证。

毛泽东曾为此讲过，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中国不得不因斯大林问题同赫鲁晓夫进行斗争，以后的发展是复杂的，一段时间觉得必须在公开场合给予赫鲁晓夫一些支持，如果不支持苏联的领导人又支持谁呢？ 但在两党的讨论中，中国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当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４０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两人第一次见面，有四次共同进餐。他们边吃饭边谈国际政治，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等问题。第二次进餐时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苏中是两个大党，文件要早些搞出来好，兄弟党都在等着。”“那些具体事情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他们搞去。”毛泽东将手一划，如同分清职责一般，接着说：“对下面不要干涉太多，会束缚人家手脚，影响积极性。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我自己有时也犯这个毛病，对人总是决断，讨人嫌恶；貌似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赫鲁晓夫皱起眉头，他听了几句翻译听不进去了，把手一挥说：“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你要知道，有些事我是很生气的！ 这次会议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根据苏共‘二十大’的精神……”“各个党都有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不讲对“二十大”的看法，只谈客观实际：“实际情况不同，说法也自然会有不同。有什么不同意见，能讲出来，不是坏事。要慢慢来，慢慢讨论，着急不行。”毛泽东的话留有余地，并未谈崩。

第三次是共进晚餐。步入餐厅时，赫鲁晓夫靠近毛泽东，做出为难的表情，鼻音喃喃地说：“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现在建设中遇到不小的困难，技术人才不足，很紧张。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粗具规模，已经有了足够的、独立的力量。

所以我们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撤回我们的专家。”对此，毛泽东没有发怒发急，也没有激动不安，而是用平淡的声调答道：“我同意。这样好么，解决苏联的困难，中国也可以更好地自己办自己的事。”尽管赫鲁晓夫和苏共与中共有严重分歧，并对我施加压力，但在这次访苏期间，毛泽东仍以他的威望，以中共在国际共运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支持了赫鲁晓夫，支持了苏共。

最使赫鲁晓夫激动的是毛泽东在６４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那天，当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走向会议大厅时，毛泽东对苏联不久前发射成功的人造地球卫星竖起了拇指：“好，苏联又发射了一颗卫星上天，了不起！ 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也没有抛上去呢？ 这个意义很大，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了会议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花是需要绿叶扶的。”“现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对抗的两大阵营。谁的力量更强些？ 算一下吧。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有多少钢？ 苏联有多少钢？”毛泽东做着手势说出了两个数字，继续讲：“但是，苏联打败了法西斯，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主力。现在苏联又发射了一颗卫星上天。美国虽然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毛泽东在分析完力量对比之后，用那高亢激越的声调说出了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一著名口号。毛泽东的讲话博得了阵阵掌声。在苏共中央举行的宴会上，毛泽东致祝酒词，他说：“中国有首古诗：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赫鲁晓夫举起酒杯，大声叫好。

可是到了第二年的夏季（１９５８），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了面对面的争论。苏联方面通过驻华大使尤金请见毛泽东主席，转达了苏联领导人的一个意思，希望在中国有一个潜艇基地，建个长波电台，以便与他们的舰队保持联络，并提出和我们搞个联合舰队。毛泽东听后严肃地问道：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 尤金解释不清。毛泽东说：这事必须搞清楚，请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让他自己来讲。

７月３１日，赫鲁晓夫秘密来华。毛泽东开门见山请他谈谈想法，赫鲁晓夫打着手势讲了半个小时。毛泽东不喜欢遮遮掩掩，绕山绕水，直戳其要害问道：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搪塞道，我不过是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毛泽东愤怒之中却不乏嘲意地反击，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明明是要搞联合舰队！

毛泽东对此是心中有数的。８个月前的莫斯科会议期间，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不同意“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毛泽东曾劝他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 苏联有多少力量，我们有多少力量？

中国海军创建不过几年时间，还只处于沿海防御阶段，怎么可能平等地和苏联搞什么联合舰队？ 何况，苏联如果在中国搞海军基地，这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问题，难怪毛泽东敏感，难怪毛泽东愤怒，中国自己的事要自己做主，自己国家的安全由自己保卫，而不是靠别国的“保护伞”，任何外国一兵一卒也不许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原则立场​‍‌‍​‍‌‍‌‍​‍​‍‌‍​‍‌‍​‍​‍‌‍​‍‌​‍​‍​‍‌‍​‍​‍​‍‌‍‌‍‌‍‌‍​‍‌‍​‍​​‍​‍​‍​‍​‍​‍​‍‌‍​‍‌‍​‍‌‍‌‍‌‍​。

赫鲁晓夫并未死心，不断提出种种附加条件，想说服毛泽东以达到他此行目的。而毛泽东弄清了赫鲁晓夫的真实意图后反倒坦然了。他像给赫鲁晓夫上课一样说道，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最后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这时，赫鲁晓夫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但又感到不好下台，只好对毛泽东反唇相讥：“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援助的。１９５４年我到这里来，我们把旅大港归还中国，放弃了在新疆成立的联合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这比你和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２５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援助。”毛泽东答道：“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援助和主权毕竟是两回事。毛泽东对中国主权问题是格外珍视的，即使面对兄弟党、老大哥，什么优惠、援助，也不会用原则做交易。

赫鲁晓夫７月３１日到北京访问，８月３日回莫斯科。毛泽东虽然到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但没有同车。送行时也没搞什么仪式，两人也没有拥抱。

１９５９年９月３０日，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毛泽东和他第三次见面了。这一次赫鲁晓夫表现出过度的兴奋和自信，知道中国遇到了经济困难，认为苏联处于有利地位。

赫鲁晓夫是在戴维营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之后来到北京的。他告诉毛泽东他带来了“好消息”。他说已“找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好方法”，即“台湾应该用列宁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解决”。言下之意，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曾作了“暂时的让步”，承认在西伯利亚建立的远东共和国。那么毛泽东同样应当承认台湾暂时脱离中国。毛泽东当即做了反驳说，远东共和国是列宁建立并由共产党控制的。他问在赫鲁晓夫想像中是否今天的台湾也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呢？ 毛泽东决不容忍赫鲁晓夫含蓄地支持哪怕是作为过渡阶段的“两个中国”的主张。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你们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 事实也不是这样。”这一次，赫鲁晓夫还要求中国释放８名在朝鲜期间和尔后在中国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说这就更困难了，你知道我们是有法律的。而赫鲁晓夫却坚持一定要释放这８个人。因为他已经答应美国总统了。可是，毛泽东只好让他在艾森豪威尔那里食言了。

赫鲁晓夫换了个话题，继续用抱怨的口气说：“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逃走，你们就不应该让他们跑掉么！”

毛泽东摇头，张开两臂说：“那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得住他呢？”赫鲁晓夫又指责道：“你们也不该和印度闹么。尼赫鲁这个人还是反帝的，在资产阶级领导人中算进步的。你们应该团结尼赫鲁。你们为了那块不毛之地，漫无人烟的地方跟尼赫鲁冲突，这是很不值得的。”毛泽东断然答道：“这是个原则问题。”“你们应该团结尼赫鲁，你们不该和印度冲突。”赫鲁晓夫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时陈毅外长激动地站了起来，他对苏联发表声明，袒护和支持印度侵略的举动早就怒不可遏。“我们从来主张和平解决问题，可是他们要侵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事先我还和你们打过招呼，可你们为什么要站到印度资产阶级一边？”“我们要争取和团结尼赫鲁，我们不同意中印之间发生冲突。你们这样会把他推向帝国主义一边！”赫鲁晓夫嚷了起来。

“中印边境，他们是侵略！”陈毅大声否定了赫鲁晓夫用“冲突”这个不分是非的词。

赫鲁晓夫被陈毅的气势镇住了，涨红了脸，激烈地嚷道：“干什么？ 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中将。但是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是第一书记！”“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对的，我们当然会听取；你不对的，我们当然不能听！”陈毅针锋相对，语言掷地有声。

赫鲁晓夫转而指责中共不该对金门开炮，等等。

毛泽东冷冷旁观了一阵后对赫鲁晓夫说：“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赫鲁晓夫的嘴角抽动两下，终于迸出很大一声喊：“我明白，你们要标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作为领袖的个人气质，赫鲁晓夫远不如毛泽东。毛泽东严肃、尖锐，但是泰然自若。赫鲁晓夫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他挥舞着两只手大吵大叫，缺少领袖的风度​‍‌‍​‍‌‍‌‍​‍​‍‌‍​‍‌‍​‍​‍‌‍​‍‌​‍​‍​‍‌‍​‍​‍​‍‌‍‌‍‌‍‌‍​‍‌‍​‍​​‍​‍​‍​‍​‍​‍​‍‌‍​‍‌‍​‍‌‍‌‍‌‍​。快结束时，赫鲁晓夫挥动着双手，口气咄咄逼人，很有些“老子党”的架势，话中充满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将手在沙发扶手上轻轻一拍，奋然起身，胸膛微挺，头高傲地扬起来，凛凛然一副神姿：谁也休想让我们低头弯腰！

第二天国庆游行，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通知毛泽东中止帮助中国搞原子弹。毛泽东仍然表情平静，淡淡地说：“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毛泽东对于这种关系国家的大事是慎重的，接着说：“我们说的话都要记住。

我们需要是需要（指苏联专家和技术资料），撤回去也没什么大关系。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赫鲁晓夫回国后，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他越压我们越要顶！”毛泽东那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锤炼而就的个性、气质、决心和意志力，总是能够吸引着绝大多数人，总是能产生一种巨大的凝聚力，使全国人民团结成一体，任何力量也压不垮的。

毛泽东看透了赫鲁晓夫，评论他：赫鲁晓夫这个人“有胆量”，但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估计他“日子也不太好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的命运被毛泽东言中，在１９６４年倒台了。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顶住了苏联的压力，如期偿还了向苏联借的外债，战胜了自然灾害，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自己试制的原子弹也很快获得成功。历史出现了一个巧合：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之日，正是赫鲁晓夫倒台之时！ 真是耐人寻味……（注：本文写作重点参阅、援引了叶永烈著《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