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贤任能，惟才是举》狼性生存智慧

选贤任能，惟才是举

只有把每个人平时的表现当作评判依据，不管他的地位与出身如何，只要具备领导才能，就有资格成为候选者，才能真正促进团队的发展。

当一群狼无力对抗强大的对手时，它们就会通知其他狼群前来相助两个或儿个狼群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就会出现“群狼无首”的局面，由谁领导群狼成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狼不会为了争当头领而勾心斗角，无情地对同伴发动进攻，而是根据每只狼在平时的表现进行分析，最后选出一位公认的实力较强的作为头领。

狼群中存在着“家族统治”现象，但在一个不由家族统治的群体中，选举头狼的方式是很公正、很合理的。它们会把每只狼平时的表现当作评选依据，不管地位与出身如何，一只狼只要具备领导群狼的才能，就有资格成为头狼的候选者在选举过程中，群狼运用了“选贤任能，惟才是举”的选拔原则。

万事之基在于人。一个组织或团体要想发展壮大，必须在选拔人才这一环节上给以高度重视。

选拔人才应打破“门户之见”，本着“不拘一格”、“选贤任能，惟才是举”的选拔原则。在这力一而，古人已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发生在战国时期的“牛贩子当上军尉”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公元前628年，从郑国退兵的秦穆公得知郑国又与晋国交好，认为郑国欺骗了他，便趁晋文公重耳病亡，其子晋襄公刚刚即位，个国上下正忙于国葬之际，与留在郑国守北门的三个秦将里应外合，派孟明视为大将，西乞术和白乙丙为副将，率三百辆兵车偷袭郑国。

郑国有个叫弦高的牛贩子，在秦军前来偷袭时正好赶着一群牛到洛阳去卖。在途中碰到刚从秦闰回来的好友蹇他，得知秦国前来偷袭郑国的消息。想到国家危在旦夕，百姓生命财产即将遭到破坏，他强烈的爱国思想油然而生。

从这里到郑国国都，要走两天的脚程，而秦军指日即到，通知郑穆公已经来不及了。弦高急中生智，决定扮作郑国特使，冒称受郑穆公之命，中途慰劳秦军，给秦军制造郑国已知秦军偷袭的消息，已做好迎战准备的假象，诱骗秦军退兵。于是一面派人抄小路通知郑穆公，一面挑选十二头肥牛和四张熟牛皮，穿官服，乘马车，率随从，在秦军必经之路上安心等候。

时间不长，秦军果然浩浩荡荡地向这边驶来。待走到跟前，弦高上前拦住去路，拱手作揖道：“在下郑国使臣弦高，受穆公之命，专程来此慰劳众将士，求见孟将军。”

孟明视大为震惊，心想这本是一次绝密行动，郑国怎么会知道，这么远派使臣前来相迎，看来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但孟明视还是镇定一下，跳下马来接见“使臣”。

弦高又镇定地说：“听说秦军要去郑国，不知是路过还是协助郑国部署防务？其实，郑国国土虽然狭小，但将十们个个本领非凡，而且口夜轮班时刻守卫着每寸土地，要是有外敌入浸，郑国肯定能把他们驱逐出境。如果秦军是来协助郑国搞防务的，那就不用了。为表谢意，郑穆公特意派我为使臣，带来十二头肥牛和四张牛皮，以搞劳秦军，请将军笑纳。”

孟明视听出了使臣的弦外之音，知道郑国不仅得知秦国的偷袭计划，还做好了防御准备，使臣前来定是先礼后兵。因此，孟明视推说他们不是去郑国，只是路过罢了。对郑国的搞劳，请弦高代向郑穆公致谢，他们不能收下。说罢，绕道攻占了滑国（今河南省内），之后率军回国。

郑穆公接到弦高送来的报告后，立即派人到北门观察守门的秦军动静。只见秦军刀枪擦得雪亮，马匹已经喂饱，便知弦高的通报属实，于是紧急动员全国准备迎战秦军。忽然探子来报，前来偷袭的秦军已被弦高用劳军之计退了。郑穆公如释重负，立即派人向三个守北门的秦将说：“你们整装待发，想必是要回国吧。郑穆公已经知道这件事，特派我来相告，你们离家两年了。思乡回国是人之常情，那就清便吧”等候秦军已久的三个秦将早知秦军已退，大事已经泄露，只好连夜率军奔一向秦国。

对于弦高在国难当头之际智退敌人的举动，郑穆公大为赞许，亲自出城迎接，并设宴款待他。穆公决定封弦高为官，但有人极力反对，认为弦高怎么说也是个牛贩子，封他为官有失朝廷脸面。穆公却不以为然：“脸面，脸面有什么用？若不是弦高谋士智退敌兵，恐怕郑国人的脑袋现在都已不在脖子上了。弦高不用一刀一枪，就制服了前来偷袭的秦军，他是一流的人才，难道我们不该封他为官吗？”说罢，封弦高为军尉。

在知人用人方面，曾国藩更有独到之处。

在湘军中，分统湘军内外湖水师的杨载福、彭玉麟，就是曾国藩于咸丰三年（1853年）下半年在衡州练兵期间，分别从行伍和凛生中提拔上来的。

此二人均有极高的军事才能，其一“智胆超群，秉性忠直”而又“口不言功”；另一个“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他们所具备的品质，都符合曾国藩对“德”的要求，故曾国藩把他们从无名之辈提拔到统领水师的高位上。而他们后来在建立与发展湘军水师，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上，也确实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曾国藩每到一处便广泛结交，大量延揽当地人才，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这样做过。在他的幕僚中，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告示”中特别强调“询访英贤”的重要性：“惟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在直隶担任总督期间，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专门撰写《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并广为散布，此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

在兴办洋务期间，曾国藩有位名叫薛福成的得力千将，就是他通过“不拘一格”的求贤方式选拔出来的。

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初任两江总督，亲自主持在古城金陵恢复已中断十二年之久的江南乡试乡试结束后，曾国藩收到署名江苏无锡落榜秀才薛福成呈送的治理两江方略—《上曾侯书》。书中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改、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八项建议，每项建议中都附有具体的实施方案。整篇文章条理清楚，文通句顺，见解独到，曾国藩对此大加赞许，很快就召见了他。谈话间，曾国藩得知薛福成饱读诗书，不仅胸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而目具有改革内政外交的真才实学。因而不嫌他是个落第秀才，当即揽其入幕。

后来，薛福成果然不负所托，一直追随曾国藩征战大江南北，尽心效力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薛福成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后越次升补为左副都御史，并以撰写的大量政论、奏疏等，被当世公认为谈时务的巨擘。

曾国藩选人“不拘一格”，因此连连获得得力助手，除薛福成外，被人熟知的还有罗萱。

曾国藩奉命办团练，广泛招揽人才，罗萱是最早应募者之一。当时每天都有上百人到营中报名，曾国藩一一召见，稍有才能之人都被留了下来。一天，曾国藩接连召见数十人，已是筋疲力尽，无心见客。就在这时，罗萱前来拜见，曾国藩毅然扫一起精神，以礼相待，与之热烈地交谈起来。

交谈中，曾国藩得知，这位青年姓罗，名萱，字伯宜，湘潭人。其父汝怀，道光十七年（1837年）拔贡，曾任芷江学训导，候选内阁中书，以学行闻于时，著有《湖南褒忠录》。罗萱天资聪慧，饱读诗书，文笔出奇，出类拔萃。倡导经世之学，领湖南诗坛风骚数百年著名的封疆大吏贺长龄，以“家风不可及”闻名遐迩的新化邓显鹤、沈道宽都对他另眼相看，非常器重。

了解这些情况后，曾国藩立即命其掌管书记，日常文牍往还，也一并交给了他。

重用容闳是曾国藩“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用人原则的最佳体现。

容闳是位伟大的爱国者，对清朝的腐朽、反动统治极其不满，而对太平天国十分同情。他是位美国留学生，毕业回国后，于1860年11月来到天京，拜见了洪仁玕，并向太平天国提出“建立一支良好军队、一个良好政府以及设立银行、学校”等七条建议。洪仁玕很感兴趣，但儿天后却婉言拒绝了这些建议。容闳感到痛心，于12月24日离开天京，投身商贸活动一日，收到安庆朋友的来信，邀他前去曾国藩在安庆的军营叙谈。紧接着，又收到几位朋友来信，受到同样的邀请。

容闳知道，自己曾投奔天京，曾国藩可能会因此加罪于他。因此，提心吊胆地来到曾国藩的军营。可令他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竟亲自接见他，非但没有加罪，反而以礼相待，并主动征询、虚心采纳他的兴国良策。容闳提出向国外采购机器设备、开办机器制造厂等建议，曾国藩欣然接受，并委托他主持操办。后来，他又提出派少年儿童到美国留学的建议，曾国藩对此也大力支持。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容闳对曾国藩产生由衷的敬佩之情，称颂其“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等等。

当时，清政府与太平军正在进行激烈的战争，曾国藩善于用人，虚心采纳手下人的意见；而洪秀全在知人用人方面与其截然相反。最终，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军起义，这与他的知人善任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