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短经《臣行第十》原文、注释、赏析

臣行第十

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1.明正臣，辨邪官

【经文】

夫人臣荫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

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①，如此者，忠臣也。

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依文奉法，任官职事②，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臣也。

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是谓六正。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③也。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

中实险诐④，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是谓六邪。

【注释】

①以厉主意：使人君想法得到激励。

②任官职事：当官谨守职责。

③具臣：充数之臣。

④中实险诐（bì）：内心狡诈，阴险。

【译文】

作为人臣，如果能在天下大事还处在萌芽阶段，没有形成规模的时候，局势的兆头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已经洞烛机先，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关键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不利的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能预先防止，使他的主子超然独立，永远站在光荣伟大的一面。能做到如此的大臣便是圣臣。

谦虚谨慎、尽心竭力为人主办事，经常思索好的治国之道向人主建议，勉励君王恪守礼仪、勤政爱民；劝说君王眼光远大，胸怀大志，使其英明正确的地方更英明、更正确；对其不良的作风，有害的习惯千方百计加以纠正、挽救，能做到这些的，就是伟臣。

为国家办事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同时终生不懈地举贤荐能，为国家推荐、选拔人才，还能博学多识，精通历史，经常引证历史经验启发激励人主。能做到这些的是忠臣。

深谋远虑，明察秋毫，清楚成功、失败的机枢在哪里，并能事先预防，采取补救的办法，堵塞某一国策实施的漏洞，把可能导致失败、动乱的因素提前消灭，转祸为福，转危为安，使人主自始至终不必忧虑。能做到这样的是智臣。

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忠于职守，勇于负责，为民众出了力、办了事不接受贺礼，清正廉洁，勤俭朴素。能这样做的是贞臣。

当皇帝昏庸、国家离乱的时候，对上不拍马屁，不阿谀奉承，而且敢冒犯昏君的龙颜，在群臣唯唯诺诺的时候，敢当面指出昏君的过错。能这样做的，叫作直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正面官员——“正臣”。

有的人当官只是为了拿薪水，却不为公务操心，遇事随波逐流，左右观望，没有主见，这种当官的，可名之曰“具臣”，即充数之臣。

只要是人主讲的，就说“讲得好，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只要是人主做的，就说“做得对，带了个好头”。嘴上这么说，肚子里却在暗暗揣摸主子的爱好，凡有所爱就投其所好，及时上贡，来满足主子的声色之乐。渐渐地，当人主的不把这类专事拍马屁的官员当外人了，互相包庇纵容，一起吃喝玩乐，不计后果，不考虑影响。这种官员就叫作“谀臣”。

内心阴险奸诈，外貌谦恭谨慎，能说会道，讨人喜欢，实际上嫉贤妒能，想提拔谁，就在人主面前尽说他的好话，隐瞒他的缺点；想打击谁，就在人主面前夸大、突出他的过失，隐瞒他的优点，结果使人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政策、法规不能贯彻，这类官吏就是“奸臣”。

有才智，有学识，干起坏事来更有能耐。掩饰他的过错，道理讲得振振有词，叫人们听了不由得不信服；辩论起来足以形成一家学说，小则可以挑拨离间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则可以在朝庭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这种官员就是“谗臣”。

篡夺权力，造成自己的势力，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整倒别人，排斥异己，培植私人势力结成死党，形成自己的势力；假传圣旨，到处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使自己显得无比尊贵。这类官吏就是“贼臣”。

在人主面前阿谀奉承，鼓动、促使人主往邪路上走，背后又把错误都推到人主一个人身上；结党营私，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不让人主了解真实情况，使上上下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辨；暗地里宣扬人主的过失，使全国老百姓都骂人主，致使别的国家都知道。这种官吏就是“亡国之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反面官员——“邪臣”。

【评析】

古时臣有“六正”，官有“六邪”，君主得正便成霸业，国兴旺，反之则会招来祸害。

今天，我们身边也不乏直善之人和奸邪之辈，如果我们不加辨别地全部接近信任，就会让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一定要择贤交之，让自己更加优秀。

2.才择主，贤取义

【经文】

子贡曰：“陈灵公①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

子曰：“比干②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或曰：“叔孙通③阿二世意，可乎？”

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

范晔④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岨峗⑤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

或曰：“臧洪死张超⑥之难，可谓义乎？”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⑦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恨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或曰：“季布⑧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逃匿，为是乎？”

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注释】

①陈灵公：春秋时期陈国君主。

②比干：殷纣王的叔父，是一正臣，因直言进谏而被剖心而死。

③叔孙通：曾对秦王有过阿谀的行为，刘邦称帝后，拜其为奉常，后为太子太傅。

④范晔：南朝史学家，著有《后汉书》。

⑤岨峗（jūwéi）：本指地形险要。此处意为环境艰险。

⑥臧洪、张超：皆为东汉官吏。

⑦徒跣（xiǎn）：徒步而赤脚。

⑧季布：楚国人，西汉初的游侠。

【译文】

子贡问孔子：“陈灵公君臣与夏姬淫乱朝纲，泄冶规劝，招来杀身之祸。泄冶的行为与纣王时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说泄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比干之于纣王，从私人关系方面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从公的方面讲，比干是皇帝的老师。比干是为保住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下决心牺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比干当时的内心情感，是真正的仁爱之情。泄冶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并没有血缘之亲，在陈国这样一个政乱君昏的国家，正人君子本应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用区区一身，纠正人主的淫乱昏庸，死了也对国家无益的。像他这种做法，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于说到忠、仁，却毫不相干。《诗经》中有两句话：‘民之多僻，无自立辟。’意思是说，寻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路上时，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的。难道不是说泄冶这种人吗？”

有人问：“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事拍马屁，这是应该的吗？”

司马迁回答道：“根据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叔孙通为了继承文化道统，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时代一来，制定富有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韬讳，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迁就当时的时代环境。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最强的应变能力达到最终目的，最后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开创了几千年的儒家礼仪制度。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树，虽然直立，却很柔韧。所以在乱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种‘大直若诎’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不会说话，畏畏缩缩的，曲里拐弯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叔孙通的处世哲学。”

如果有人问：“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窦后及其亲信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死在这班外戚、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说：“汉桓帝、汉灵帝两朝，像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对当时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风气发出抗议的人。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操，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一样，敢和那些权势薰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罢了。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像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下，尽管反感极了，也只求远离五浊恶世，自以为清高，然而这样一来，人世间就连一些互相同情、怜惜的人情味都没有了。所以他反对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认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义，而他自己好几次有机会退隐避祸，可就是不走。以仁义之心为己任，明知任重道远，意志更加坚定、激昂。等到政治形势一好转，就协同窦武扫除宦官势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这样的死，以历史的眼光看，把时间拉长、空间放大了，是把千秋万代的事业放在一个暂短的时空内做了。他这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不死，千秋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失败了，然而他的精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

也许有人会问：“臧洪虽然不明智，但他为救朋友张超而死，总还够得上讲义气吧？”

范晔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为救朋友到处求救，当时就臧洪个人感情之悲愤、慷慨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看他赤脚奔走呼号、带兵赴难的样子，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话说回来，英雄豪杰在某种特定的情势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在心态上是否不一样呢？‘大行不辞小让’，成大功，立大业，办大事的人，是顾不到那么多枝节琐事的，甚至挨骂都在所不惜。至于像三国时期，袁绍、曹操、张超这一类人，和一切乱世中拥兵割据的草头王一样，有时候结盟订约，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际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联合有利就联合，开战有利就开战，根本没有什么信义可讲，唯一的出发点是形势的需要，利害的衡量。在这种局势下，看不透这一点，而去和他们讲道义，只有送命了。更何况三国时，在军阀割剧的战乱局面下，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臧洪出于一时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操包围了，心想袁绍也是朋友，就去请袁出兵，却不知曹、袁当时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刚刚讲和，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绍的兵打败曹操，来解救朋友的危难，即使成功了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再说，按兵法来讲，逞一时义愤，率忿恨之师，是兵家之大忌。臧洪‘徒跣且号，束甲请兵’，和楚国的申包胥因楚国被吴国打败，到秦国请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样，在个人的情感上无可指责，但是对解决问题而言，一点用也没有。借助外力解决本国的危难，只会落个把国家拱手让给他人的下场，从来没有听说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有人问：“季布称得上是一位壮士，却化刚为柔，一反昔日刚勇豪迈的气概，去做窝囊的亡命徒。这样对吗？”

司马迁说：“在刘、项争雄的时候，以西楚霸王项羽那样‘力拔山兮’的气概，季布仍然能在楚军中以勇武扬名楚国，每次战役都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冲锋陷阵，多少次冲入敌阵夺旗斩将，称得上是真正的壮士。可是等到项羽失败，刘邦下令通缉他，要抓他杀他的时候，他又甘心为奴而不自杀，又显得多么下贱，一点志气都没有。季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肯定是坚信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只是投错了胎，走错了路，所以受尽了屈辱但不以为耻，盼望有机会能施展自己还没有充分发挥的潜能，所以最终还是成了汉代的名将。由他的所作所为，可以窥测出他的志气、抱负，他觉得为项羽而死太不值得，因此才那样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由此看来，一个有见识、有气魄的贤者，固然把死看得很重，可并不像愚夫愚妇一样，心胸狭隘，为了一点儿小事，就气得寻死上吊，这并不是有勇气的表现，而是计穷力竭，无路可走的表现。”

【评析】

齐桓公的名相管仲说：“人们认为我被齐桓公俘虏后，关在牢里委曲求全是可耻的，可我认为有志之士可耻的不是一时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对国家、社会做贡献；人们认为我所追随、拥戴的公子纠死了，我也应该跟着死，不死就是可耻，可我认为可耻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让一个国家称雄天下。”

管仲的这番话表明，有经世治国之才的人由于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以改天换地作为人生目标，所以决不会把生死看得太重。季布也罢，管仲也罢，这些有才有识之士，对自己一生的行为，乃至死与不死，都有很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