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开创：语录体与说理文演进

5．体制开创：语录体与说理文演进

《论语》记载的主要是孔子的直言，或者是孔子与弟子的简单对话，因此被称为“语录体”。“语录体”虽然在体制上尚显简单和幼稚，但保留了说理文演进的早期状态。

古代的中国重视宗族制度，具有祖先崇拜的传统，祖先在谋求生存的过程中，总结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教诲给子孙后代。在文字载体缺乏或珍贵的年代里，口耳相传是基本的形式。物质条件丰厚的天子和诸侯，会将祖先的言论记录下来，一来避免口耳相传的错误或缺漏，一来显示祖先言论的庄严，这大约是早期《尚书》的成书动机。孔子开启了私学传授，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弟子，亲聆老师的嘉言懿论，在孔子去世后，互相怀念起老师的教诲，深感是金玉良言、味之弥旨，足以比照《尚书》，于是有人提议记录下来，这大约是《论语》的成书缘由。

《论语》“语录体”的构成形态有三。一是直言，如“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这是最基本的形式。二是述行，如“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论语·微子》）。三是对话，如“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

语录体应该是古今中外早期著作的基本形式。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记载了许多佛祖的直言，如第五章《转重令轻》载：“佛言：‘人有众过，而不自悔，顿息其心。罪来赴身，如水归海，渐成深广。若人有过，自解知非，改恶行善，罪自消灭。如病得汗，渐有痊损耳。’”又如第三十章《欲火远离》载：“佛言：‘夫为道者，如被干草，为来须避。道人见欲，必当远之。’”偶尔有对话体，总数是六章，如第三十八章载：“佛问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数日间！’佛言：‘子未知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饭食间！’佛言：‘子未知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呼吸间！’佛言：‘善哉，子知道矣！’”由此可见，语录体为主、对话体为辅是早期书籍的基本载录形式。

事实上，佛祖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物。佛祖悉达多，族姓乔达摩，尊号释迦牟尼，一般认为生于公元前563年，比孔子大十二岁，活了八十岁，在公元前483年左右圆寂。事实上，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间，全球涌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这一时期被誉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在北纬30°上下，即北纬25°至35°之间。“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孔子等。他们开创的思想和道德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影响着后世的人类社会。

尽管《论语》的记叙形式很简单、语言很简练，但也有一定的文学性。比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用形象性的语言表达了深刻的道理。又如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用寥寥数语塑造了孔子安贫乐道的形象。再如孔子说“予所否（做错事）者，天厌（厌弃）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再现了孔子对子路赌咒发誓的样子，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再如“幼而不孙弟（即逊悌，敬顺兄长），长而无述（道德称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论语·宪问》），孔子愤怒的样子溢于言表。《论语》语言明白简练，又善于表达人物，充满着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气息。

《论语》有的篇章已经开始记事，并通过简单的对话和行动展示了人物的形象，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如《论语·先进》篇的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人侍坐，是《论语》中最具文学性的篇章。文曰：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

“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孔子与学生这种随心所欲的对话，也属于孔子上课的一种形式。孔子很谦虚，鼓励学生不要因为老师年长而有所顾忌，提倡自由自在地畅所欲言。子路生性鲁莽，孔武有力，年龄又长，因此“率尔而对”，轻率地发表言论，突出“勇（勇敢）”“方（礼义）”。孔子听了，面露讥讽的笑容。轮到曾皙的时候，曾皙“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动作简洁明快、从容不迫，如在眼前，于是描绘了“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场景，暮春时节，穿上春天的服装，一些成年人带着一群儿童，在沂水里洗澡，在祭祀的舞雩台上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孔子叹息道，我赞成曾皙的看法。让人们过上这种桃花源式的朴素而安宁的生活，正是孔子的政治理想，曾皙讲出了孔子理想中的社会形态。本段是《论语》中最长的篇目，也是文学性最强的章节。这段对话写得参差变化，毫不板滞，而各人的性格、志趣以及说话的风度也跃然纸上。

“舞雩从游”（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明版彩绘孔子圣迹图》，齐鲁书社，2006.6）

孔子和弟子的交往十分自然，老师不讲究师道尊严，学生也就自由随意。孔子因为子路性急而鲁莽，常常不客气地说骂就骂。冉求善于帮季氏敛财，孔子说“非吾徒也”，不将冉有视为与自己同类的人，鼓励学生“鸣鼓而攻之”（《论语·先进》），主张大张旗鼓地讨伐他。孔子周游列国，隐士对着他的学生讽刺和挖苦孔子，学生也不为尊者讳，如实奉告，如子路转述的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讽刺孔子的话。孔子是一个很坦荡的人，他对学生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意思是我对你们没有什么隐瞒的，我跟你们做的是一样的。

《论语》着重记载孔门师生的思想，本来只要表明意思即可，但《论语》中保留了丰富的语气词，惟妙惟肖地再现了说话人的口吻，增加了文章的亲切感和可读性。孔子赞叹颜渊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寥寥几句道出了颜渊安贫乐道的生活状态，尤其是两度“贤哉，回也”，形式上的重复，产生了强调的作用，越发体现了老师对学生的欣赏之情。颜渊去世，孔子十分伤心，感觉天塌了一样，说：‘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孔子连说“天丧予”，像在低声呢喃，表达了对自己最得意弟子早丧的强烈悲痛，也透露出对自己秉承天命的深刻怀疑。孔子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倒装句的表述，重点突出了形容词，强调了孔子感叹的程度。语气词的使用，将孔子无可奈何的心情渲染得淋漓尽致，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孔子政治理想的落空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事了。

《论语》主要是语录体，各篇取第一章的前两字为篇名，如《论语·学而》篇，篇名即来自“学而时习乎”章，篇名除了起到标识的作用外，一般认为没有任何的意义。《孟子》在语录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对话体，虽然还保留了一些语录体，但对话体占据了主要部分，而且出现了就某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的论辩文，如义利之辩。《孟子》每篇的标题仍然是取篇首的二三字，体现的是标识性功能，未能揭示各篇的中心主题。《墨子》和《庄子》显示了语录对话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趋势。它们各篇都有概括中心的标题，如《墨子》的《尚贤》《非攻》《兼爱》《节用》《尚同》《节葬》等，《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等。《墨子》已经注重围绕一个论题展开论述，使之成为有内在逻辑的论文，标志着说理文体制的形成。《庄子》中的许多篇章如《逍遥游》等，虽然有不少的对话展开，但也将很多奇思妙想的寓言故事连缀成文，不仅显示出说理散文的重要进步，而且以独特的、最具文学价值的抒情性丰富了说理文的形式。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的专题论文，往往长篇大论，围绕一个鲜明的主题展开论述，如荀子的名篇《劝学》，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比喻繁多，文辞富赡，显示出成熟的说理文的状态。因此从《论语》到《韩非子》，可以明显看出先秦散文由语录体向专论体的逐步发展。先秦说理文中孕育的寓言等因素，为古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经验；而确立的语录体和对话体体制，又为扬雄《法言》等借鉴；诸子所形成的不同风格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如韩愈深受《孟子》的影响，李白、苏轼都受到了《庄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