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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归一:《鲁论语》一统地位的形成

4.三家归一:《鲁论语》一统地位的形成现在通行的《论语》,都属于《鲁论语》。汉代《论语》流派纷呈,为什么《鲁论语》能够脱颖而出?这不得不归功于西汉的张禹。在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已经出现了以传习《论语》为业的专家。比如文帝时期的常山都尉龚奋,以《论语》著名。文帝时曾设置传记博士,龚奋即是《论语》博士。龚奋传授《论语》最早,但关于他的生平情况,已不得而知。另有鲁...

4.三家归一:《鲁论语》一统地位的形成

现在通行的《论语》,都属于《鲁论语》。汉代《论语》流派纷呈,为什么《鲁论语》能够脱颖而出?这不得不归功于西汉的张禹。

在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已经出现了以传习《论语》为业的专家。比如文帝时期的常山都尉龚奋,以《论语》著名。文帝时曾设置传记博士,龚奋即是《论语》博士。龚奋传授《论语》最早,但关于他的生平情况,已不得而知。另有鲁国的夏侯胜,祖祖辈辈以传授《尚书》著名,汉宣帝时受诏作《论语说》,常常勉励经学生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鼓励诸生好好治学,学问做好了,高官厚禄唾手可得。还有鲁国的韦贤,家族以治《诗经》闻名,也通晓《论语》。萧望之是夏侯胜的学生,以皇太子的老师身份专门讲《论语》,是当时的《论语》学名家。萧望之见张禹学问精深,对他进行了引荐和提拔。

汉元帝时,安昌侯张禹做了太子(即汉成帝)的老师,教授《论语》。《汉书·匡张孔马传》载:

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或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浸微。

张禹转益多师,既从夏侯胜学习《鲁论语》,又从王庸学习《齐论语》,他的《论语章句》兼采众家而后出转精,是对西汉论语今文学的一次总结。张禹还对《论语》进行了整理。他兼通《齐论语》《鲁论语》,将齐、鲁两论合在一起进行考订,删除《齐论语》中的《问王》《知道》二篇,以《鲁论语》二十篇为标准,整理成一个新的传本,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张侯论》。《张侯论》是《论语》文本的一次重要整合,影响深远,是东汉灵帝时所刻熹平石经的底本。

熹平石经残块(河南博物院藏)

张禹的《论语章句》和《论语》整理本,深为当时的读书人推崇,其他各派因无人再学而逐渐衰微。《齐论语》比《鲁论语》多了《问王》《知道》两篇,有学者推测,《齐论语》的传授者,补入了流传于齐地的孔子之语,因此篇目有所增多。《齐127论语》大约在汉魏之际失传。《古论语》是在西汉景帝、武帝时期,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大宫室,拆除了孔家的墙壁而发现的。孔家为了逃避秦始皇的焚书政策偷偷把书藏进墙壁。最早注解《古论语》的是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但当时没有传授,影响不大。

西汉后期至东汉末年,是《论语》学的繁荣时期,此时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学术,治《论语》的学者增多。《鲁论语》有《鲁夏侯说》《鲁昌侯说》《鲁王骏说》,《齐论语》有《齐说》,都是以讲论义旨为主;《古论语》有孔安国的《古文论语训解》,兼及考据训诂。西汉末年的扬雄还模拟《论语》创作了《法言》,彰显了《论语》的影响力。

东汉的《论语》学堪称繁荣,当时的许多学术名家都有《论语》注本,如贾逵、郑众、马融、何休、郑玄等。

东汉初年最著名的《论语》学者是包咸、包福父子。包咸是会稽曲阿(今江苏丹阳)人,早年游学长安时学习过《论语》,在从长安返回故里的路上,为东海地区的赤眉起义军拘执,被释放后便居住在东海地区讲学,成为地方上的经学名家。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包咸曾应光武帝的邀请,去洛阳给时为皇太子的明帝教授《论语》。包咸的儿子包福继承了家学,也给和帝教授《论语》。父子两代都成为皇帝的老师,是极为荣耀的事情。包咸的《论语章句》是东汉早期《论语》学的代表作,其中说“盖用禹说,而敷畅其旨,度其义例”(何晏《论语集解序》),意思是包氏父子的《论语》来自张禹的《论语》学,在考释语词、阐释句意、经世致用上都有独特的见解,惜乎该书未能保存下来。

马融是东汉最著名的通儒之一,《论语》是他家传的学问。马融的叔祖父马援通《论语》,其兄马续“七岁能通《论语》”(《后汉书·马援列传》)。马融所著的《古文论语训说》,是《古论语》研究的重要著作,在史事人物考证、字句名物解释和文本意义揭示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郑玄是东汉的儒学大师,是兼通今古文的大儒,也是儒家经典解释的权威人物。在《论语》的研究方面,郑玄不局限于今古文的分野,以《鲁论语》(张禹说)的篇章为基础,参考《齐论语》和《古论语》的异同,尤其重视以《古论语》纠正《鲁论语》,不仅对《论语》的传本进行了整理,而且对《论语》进行了注解,因此郑玄的《论语》研究达到了兼采今古文的成就。郑玄整理的《论语》是继张禹之后的第二次整理本,是现在通行《论语》各种版本的鼻祖。郑玄的《论语注》在文本校订、人物考证、文本解释、古礼考释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东汉政府在洛阳太学旁树立了石碑,并命人将经书镌刻其上,史称“熹平石经”。当时还未发明印刷术,经书主要靠抄写传播,其中的漏字、衍字、倒字、错字等在所难免,影响了对文义的理解。东汉朝廷颁布石经,是给天下读书人提供权威的底本。“熹平石经”所刊之书已确定为七种,在《周易》《诗经》《尚书》《仪礼》《春秋》等“五经”外,另有《公羊传》《论语》两种传记。《论语》《孝经》是汉代小学的必读书,与大学的“五经”本来不可同日而语,但“熹平石经”将《论语》提升到与“五经”并立的地位,《论语》实际上已初步取得了“经”的地位。毫无疑问,“熹平石经”镌刻的《论语》属于通行的《鲁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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