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德北《杭州路10号》原文与鉴赏

于德北

我讲一个我的故事。
今年的夏天对我来说很重要。
随着待业天数的不断增加，我愈发相信百无聊赖也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这当然是从前。很多故事都发生在从前，但未必从前的故事都可以改变一个人。我是人。我母亲给我讲的故事无法诉诸数字，我依旧一天到晚吊儿郎当。
所以，我说改变一个人不容易。
夏初那个中午，我从一场棋战中挣脱出来，不免有些乏味。吃饭的时候，我忽然想出这样一种游戏： 闭上眼睛在心里描绘自己所要寻找的女孩的模样，然后，把她当作自己的上帝，向她诉说自己的苦闷。这一定很有趣。
我激动。
名字怎么办?信怎么寄?
我潇洒地耸耸肩，洋腔洋味地说：“都随便。”
乌——拉!
万岁!这游戏。
我找了一张白纸，在上边一本正经地写了“雪雪，我的上帝”几个字。这是发向天国的一封信。我颇为动情地向她诉说我的一切，其中包括所谓的爱情经历(实际上是对邻家女孩儿的单相思)，包括待业始末，包括失去双腿双手的痛苦(这是撒谎)。
杭州路10号袁小雪。
有没有杭州路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我说过，这是游戏，是一封类似乡下爷爷收的信。
信寄出去了。
我很快便把它忘却。
生活中竟有这么巧的事，巧得让人害怕。
几天之后，我正躺在床上看书，突然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把我惊起。我打开门，邮递员的手正好触到我的鼻子上。
“信。”
“我的?”我不相信，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给我写信。
杭州路10号。我惊坐在沙发上。仿佛有无数只小手在信封里捣鬼，我好半天才把它拆开。字很清丽，一看就是女孩子写的。信很短： 谢谢您信任我，向我诉说您的痛苦，我不是上帝，但我理解您，别放弃信念，给生活以时间。您的朋友雪雪。
人都有良心。我也有良心。从这封信可以知道袁小雪是个善良的女孩子，欺骗善良无疑是犯罪。我不回信，不能回信，不敢回信。
这里边有一种崇敬。
我认为这件事会过去，只要我闭口不言。
但是，从那封信开始，我每个月初都能收到一封袁小雪的信。信都很短，执着，感人。她还寄了两本书给我： 《张海迪的故事》、《生命的诗篇》。
我渐渐自醒。
袁小雪，你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
我渐渐不安。
四个月过去了，你知道我无法再忍受这种折磨。我决定去看看袁小雪，也算负荆请罪，告诉她我是个小混蛋，不值得她这样为我牵肠挂肚。我想知道袁小雪是大姐姐、小妹妹还是阿姨、老大娘。我必须亲自去，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再平静地生活。
秋天了。
窄窄的小街上黄叶飘零。
杭州路10号。
我轻轻地叩打这个小院的门，心中充满少有的神圣和庄严。门开了，老奶奶的一头花发映入我的眼帘。我想： 如果可以确定她就是袁小雪，我一定会跪下去叫一声奶奶。
“您是?”
“我，我找袁小雪。”
“袁?……噢，您就是那个……写信的人?”
“是，是她的朋友。”
“噢，您，进来吧。”
我随着她走过红砖铺的小道，走进一间整洁明亮的屋子里，不难看出是书房。就在这间屋子里，我被杀死了。从那里出来，我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她不在么?”
“……”她转过身去，从书柜里拿出一沓信封款式相同的信，声音蓦然喃喃：“人，死了，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这些信，让我每个月寄一封……”
我的血液开始变凉。这是死的征兆。
“她?”
“骨癌。”
她指了指桌子让我看。
在一个黑色的木框里镶嵌着一张三寸黑白照片。照片是新的。照片上的人的微笑很健康、很慈祥。照片上的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
他叫骆瀚沙。
他是着名的病残心理学教授。

(1988年)

[鉴赏]这是一篇故事及其艺术品格和思想意蕴已成为既是微型小说又是生活象征的作品。
这故事说的是一个巧合——“我”在“百无聊赖”中给纯粹是“闭上眼睛在心里描绘”的“杭州路10号袁小雪”写了封信，结果居然不仅真有其址和真有其人，而且还由此使“我”“渐渐自醒”!于是，我们便从这个属于巧合的故事中明白到： 其实，生活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这故事说的又是一个奇迹——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巧合也就是奇迹，而这一故事所创造的最大的奇迹，则是“我”的变化，那种从“一天到晚吊儿郎当”到“渐渐不安”，到“心中充满少有的神圣和庄严”，到我似是“被杀死了。从那里出来，我就是另外一个人了”的质的变化，从而让我们从这个属于奇迹的故事中知道： 虽说“改变一个人不容易”，但人又确实是可以改变的，哪怕他是个“小混蛋”。
当然，这故事说的更是一种十分可贵的真诚与真情——尽管那位曾被“我”认准为女孩子的“袁小雪”，事实上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是一位名叫骆瀚沙的着名的病残心理学教授，但从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对别人的真切的理解和深沉的关怀，却是如此的博大和如此的令人从心底里被感动，而有了这种难能可贵的真诚与真情，我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所有人的微笑便都会显得“很健康、很慈祥”!
是的，就这样，作者笔下的“杭州路10号”已成为一种象征，一种既属于微型小说又属于生活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