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讲述其成长命运的优秀作品

杨沫(1914.8—1995.12.11)，湖南湘阴人，生于北京。《青春之歌》1 月份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以“一二·九”运动为背景，描绘了北京学生运动的壮烈画面。小说中的林道静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生母是佃农，惨遭迫害致死。由于深受养母的凌辱和虐待，林道静从小就养成了孤僻倔强的性格。她憎恨害死生母的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为反抗不幸的命运而离家出走，流亡到北戴河附近的杨家村，投亲不遇后做了村小学的代课教师。然而，校长余敬唐却想把她嫁给当地的权贵。在走投无路之下，林道静投海自尽，但被北大学生余永泽相救。在余永泽爱情的感动下，林道静答应和他共建爱巢，享受家庭的温馨。但林道静却不甘心做余永泽的“玩物”和“花瓶”，于是寻找工作自食其力。在找工作受挫后，林道静遇到共产党人卢嘉川，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余永泽一再拦阻林道静参加革命活动，并导致卢嘉川被捕。林道静下定决心离开庸俗、自私、平庸的余永泽，然后跟随卢嘉川、林红干起了革命。在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等一系列革命实践后，林道静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最终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小说出版后，立刻激起了千层涟漪，臧否不一。郭开在《中国青年》1959 年第2 期发表题为《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的文章，首先对《青春之歌》发起了戟刺。他认为，作品“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结合”，“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后她也还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种火药味十足的、简单化的庸俗社会学式的批评，无异于给作品打了一通乱棒。在讨论中，更多的人提出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感情是否有必要在小说中去写，林道静是否应该与工农结合，林道静入党后是否起到作用等问题。作者听取了这些批评意见，决定“重写”与“修改”《青春之歌》。修改版特意加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内容(《青春之歌》第二部的第7 章到第13 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内容(《青春之歌》第二部的第34 章、第38 章、第43 章)。其中“林道静在农村”的第7 章发表在1959 年9 月24 日出版的《收获》杂志第5 期上，写由于叛徒的出卖，林道静被捕了，陷入了胡梦安的魔掌之中，在郑瑾的帮助下，她逃到了定县，继续教书。江华的来访使林道静又恢复了和党的联系，农民的苦难使她迅速觉醒，她参加了江华领导的秋收斗争。后来，林道静又回到了北平，结果又一次被捕。在狱中，郑瑾对林道静的帮助和壮烈牺牲，使她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她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后来林道静被王教授保释，识破了戴瑜的叛徒面目。林道静在政治上成熟了，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者之所以这样变动的基本意图是想让林道静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这样的“修改”却不符合当时历史的事实，知识分子大量接触工农是“一二·九”运动以后的事;对于北大学生的运动，作者没有亲身经历，但为了配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了显示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立场，也为了使这部已产生重大影响的小说更具有宣传和教育作用，她便在“修改”时没有顾及历史的真实，对初版本《青春之歌》进行了修改，让林道静与“工农兵”结合起来，这种做法被认为是“以对生活的损害为代价去人工地缝合某些政治内容，换取某种思想符号而已”。总之，《青春之歌》详细讲述了林道静的三个阶段的成长过程：反抗封建家庭干涉婚姻自由、寻找个人出路是第一阶段;渐渐意识到个人奋斗没有出路，必须将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相结合是第二阶段;让个人利益服从于工农大众的利益是第三阶段。但第三阶段的特征表现得并不鲜明，作者只是用当时“左”的政治思潮净化了林道静的“个性特征”而已。1960 年3 月，《青春之歌》的修改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¹

1 参阅谷鹏《〈青春之歌〉的传播与修改》,《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