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是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点评历史人物

梁启超曾是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梁启超一枝饱蘸情感的笔，汪洋恣肆，纵横捭阖，使政敌披靡，大众叫好，志士倾倒​‍‌‍​‍‌‍‌‍​‍​‍‌‍​‍‌‍​‍​‍‌‍​‍‌​‍​‍​‍‌‍​‍​‍​‍‌‍‌‍‌‍‌‍​‍‌‍​‍​​‍​‍​‍​‍​‍​‍​‍‌‍​‍‌‍​‍‌‍‌‍‌‍​。青年毛泽东亦不例外，当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但后来毛泽东又接受了马列主义新思潮，抛弃了梁启超……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作《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１］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２］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命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洋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３］梁启超简介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４岁那年，祖父和母亲就开始给他教授古圣的“嘉言懿行”。考取秀才的那一年，他才１２岁，父亲还未登上这一阶梯。１８８９年参加广州乡试，一举高中，榜列第八名举人。两位主考大人一下子被这位１７岁少年的出众才华吸引住了。正座李端�愿把妹妹许给梁启超。少年举子，佳人上门，真可谓是双喜临门。

１８９０年，梁启超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钦佩得五体投地，遂投其门下。

１８９１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１８９５年春再次赴京会试，时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群情激愤。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造“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实行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在鼓动舆论、宣传维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的许多政论激昂慷慨，文笔流畅，笔锋常带感情，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１８９７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培养维新人才，使时务学堂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一所学校。

１８９８年回京，积极参加渴盼已久的光绪皇帝主政的维新运动。７月３日，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９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离北京，东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戊戌政变虽然标志了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却没有促使康梁放弃改良的立场。１８９８年１１月，他们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这是继《时务报》之后又一影响较大的宣传改良主义的喉舌，梁启超任主笔。１９００年，他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名文《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人生信条之一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

戊戌政变后的他，无情地揭露过清王朝那无可救药的腐败没落，客观上起到了为革命张本的作用；他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对中国民主思潮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他从“保皇”到“新民”，从“开明专制”到拥护立宪，但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始终没变。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此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逐渐取代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为袁出谋划策，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１９１３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但因袁世凯帝制行为的野心日益暴露，他劝说无效，遂反对袁氏称帝，与之发生冲突。他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袁氏意欲复辟帝制的行径进行猛烈抨击，袁要以２０万元的高价，换取他不发表此文。但他不为所动，于１９１５年８月将该文发表，产生很大影响。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逐渐成为北洋政府的实权人物，梁启超认为“护国”成功，遂主张解散军务院，依附段祺瑞​‍‌‍​‍‌‍‌‍​‍​‍‌‍​‍‌‍​‍​‍‌‍​‍‌​‍​‍​‍‌‍​‍​‍​‍‌‍‌‍‌‍‌‍​‍‌‍​‍​​‍​‍​‍​‍​‍​‍​‍‌‍​‍‌‍​‍‌‍‌‍‌‍​。１９１７年７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受到重用，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段祺瑞对内实行独裁，对外出卖主权，遭到全国民众反对。９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

１１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并从此退出政坛。１９１８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学者。

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

１９２０年春天，梁启超欧游回来，先后在清华学校、南开大学等校执教，并到各地讲学。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成绩。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９日，因肾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终年５７岁。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全集》，计１４８卷，１４００万字，从他１８９２年１９岁时留下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早的文字《读书分月课程》起，到１９２８年病魔使他停止《中国文化史》的写作为止，３６个春秋，“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

他平均每年著述总量近４０万字，这在中国近代的著作家中，实无一人能望其项背。试　析

梁启超是对毛泽东有过最大影响的人物，并且这个影响在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就产生了。毛泽东接触梁启超的著作是从他的表兄文运昌借他书刊开始的。当时毛泽东正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他舅父的儿子———也是他的同学———文运昌送给他两种书刊，就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那时，毛泽东虽然写得一手好古文，因而颇得老师的青睐，然而他并不喜欢经书。１９３６年他在延安窑洞里接见美国记者斯诺，同他谈话时回忆道：“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当年，他不但赞成梁启超的政治主张，“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而且连他的文学风格也受到梁启超那种新文体的影响。

梁启超号任公，毛泽东则给自己取别号“子任”，可见他当时对梁启超仰慕的程度。

梁启超是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文章，气势奔放，感情丰富，文情并茂。吴其昌的《梁启超传》盛赞他：“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梁启超思想观点复杂多变，矛盾共处，然其学识渊博，不失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具有魔力的文章，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从朱执信、柳亚子到胡适、蒋梦麟，从陈独秀到吴玉章、林伯渠，从鲁迅到郭沫若、邹韬奋，都有过这方面的回忆。

《新民丛报》这个刊名表明，梁启超当时的中心思想，是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所谓“新民论”。他用《新民说》这个总题目，在《丛报》上连续发表了２０篇论文，反复阐述这样的观点：中国国民缺乏公德、私德、国家、权利和义务的思想，多“奴性”而少“独立”，可谓“民智低下”，“智慧不开”，认为只有有了新的国民，才可能有新的国家，新的政治。“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读书是１９１０年下半年的事，而这时《新民丛报》已停刊３年了，但是对于一个来自闭塞山村的少年来说，其中的一系列主张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启发他用全新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思考人生。

他对这些文章，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从这里受到的影响，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组织“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便可看出梁启超“新民说”的明显影响。

现在韶山纪念馆里，保存了一本毛泽东当年读过的《新民丛报》（第四号）。其中刊载了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文中解说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梁启超说：“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 一语， 至今以为大逆不道， 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在梁启超这段文字的旁边，毛泽东批了一段话：“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为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为中国数千年来盗窃之国之列朝也。”这个批语，不仅正确理解并接受了梁的思想，还有所发挥，这对一个十六七岁的乡村少年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离开东山到长沙后，梁启超著作仍然是毛泽东必读之书。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殉难之后，毛泽东慷慨激昂，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公开主张要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当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正如毛泽东后来自己所说，“这个政见有些糊涂”，但足以说明他当时对康、梁是何等的钦佩！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１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同当时的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谈话，从议论办报到梁启超。毛泽东先高度评价了梁启超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功绩，认为“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接着对戊戌政变后的梁启超，有褒有贬。毛泽东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说起办报，毛泽东颇有感慨地说：“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

他自己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但他又批评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毛泽东认为，“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技术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最后，毛泽东严肃指出：“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一书中评价梁启超：“平心而论……他（指梁启超）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代言人，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下。”梁启超的一生，是复杂的，毛泽东对他有褒有贬，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给我们学习、研究梁启超提供了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