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没有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点评历史人物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没有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康有为和他的名著《大同书》，影响了毛泽东的青年、中年和晚年​‍‌‍​‍‌‍‌‍​‍​‍‌‍​‍‌‍​‍​‍‌‍​‍‌​‍​‍​‍‌‍​‍​‍​‍‌‍‌‍‌‍‌‍​‍‌‍​‍​​‍​‍​‍​‍​‍​‍​‍‌‍​‍‌‍​‍‌‍‌‍‌‍​。青年时他崇拜康有为，晚年则力争把“大同”理想变成现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毛泽东评点原文　◎（《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康有为简介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守派首领。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出生于广东南海县的一个世代簪缨之家。少年登科是家庭对康有为的希望，但他每每以不善八股文而名落孙山。为求深造，遂受业于名儒朱次琦门下，博通经史。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旧学发生怀疑。１８７９年，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后游香港，认为“西人治国有法度”。１８８２年，过上海，购读多种西书译本和报刊，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１８８８年１０月，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形势险恶，利用到北京参加顺天会试的机会，写下长达五千言的《上皇帝书》，痛陈“外夷”相逼的险状，希望清政府改弦更张，取法泰国，实行改革。为此，他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这是他第一次上光绪皇帝书。因上书言辞激烈，没有一个大臣敢把它递送给光绪皇帝。但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吸引着无数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上书被广为传抄，一时间康有为名噪京师。

康有为的上书刺痛了封建顽固派，他们原已内定把康有为录取为第三名，当主考官一听说他是上书领袖，便把名字一笔勾销了。康有为并不气馁，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一场伟大深刻的社会变革必须有思想理论做先导。返粤后，受今文经学家廖平启示，“明今学之正”。１８９０～１８９３年，在广州、桂林聚徒讲学，梁启超、欧榘甲、韩文举、徐勤、李吾华等人先后联袂入学，后来都成为维新运动的健将。

这一时期，康有为运用今文经学讲求变革，将《公羊传》的“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三世”说推演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社会历史的演变程序，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１８９１年，刊印《新学伪经考》，继又编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要求。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时，他正在北京应会试。震惊愤慨，于５月２日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１３００余人发动“公车上书”，全书一万八千言，极陈时局忧危，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纲领。会试榜发，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这时康有为的志趣已不在功名官位，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维新变法的社会活动中。

“公车上书”未能到达光绪皇帝手上，同月，他第三次上书皇帝，再次阐述变法的理由和步骤，提出富国、养民、养士、练兵的自强雪耻之策。这次上书到达光绪帝手中，引起重视，令誊抄分送慈禧、军机处和各省督抚。从此维新派开始取得光绪的支持。一个月后，康有为又上清帝第四书，首次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这是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表露。

１８９５年８月１７日，创《万国公报》，宣传“新法之益”。１１月中旬（一说为８月），与帝党开明官僚文廷式、陈炽等创立自强学会，创《强学报》，推动各地设立学会，报馆，鼓吹变法维新。１８９７年１１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又赶赴北京，在当年１２月和次年１月、２月，又连续三次向清帝上书。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要求“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还向光绪帝提出不变法而将亡国的严重警告。１８９８年１月２４日，光绪帝命传康有为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话。康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经翁同騄奏报推荐，康有为在上皇帝第六书中，提出了统筹全局，请示群臣以定国是，设制度局以行新制。４月，于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根据翁同騄、徐致靖、杨深秀等人建议，光绪帝于６月１１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康有为亦于６月１６日被光绪帝召见，深得倚重。康又将所撰《俄大彼得变法考》、《日本变政考》等进呈。在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送上奏折，起草诏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议，与谭嗣同等全力策划新政，期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挽救民族危亡。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支持下，联合一部分帝党官僚，力排旧议，锐意革新，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极力反对，时时有政变的危险​‍‌‍​‍‌‍‌‍​‍​‍‌‍​‍‌‍​‍​‍‌‍​‍‌​‍​‍​‍‌‍​‍​‍​‍‌‍‌‍‌‍‌‍​‍‌‍​‍​​‍​‍​‍​‍​‍​‍​‍‌‍​‍‌‍​‍‌‍‌‍‌‍​。９月２１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为名，将康有为通缉。康有为由北京逃沪转港，又离港赴日，旋抵加拿大，越大西洋赴英国，再返加拿大。

１８９９年７月２０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成为保皇派首领。次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策动唐才常等人主持的自立军“勤王”，虽言定在海外筹办经费，却迟迟不寄。自立军因宗旨模糊，经费无着，旋即失败。１９０１～１９０３年间，他在印度撰《大同书》、《中庸注》、《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诸书，阐述“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改制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１９０７年，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成功后，康有为仍以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鼓吹“虚君共和”。

１９１３年返国，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发表反对共和、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１９１７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迅告失败。晚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１日，康有为病逝，终年７０岁。

康有为生平著述甚丰，有人统计，达１３９种，数百万言。台湾蒋贵麟辑成《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等。

试　析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念书时，就接触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后来他对斯诺回忆这一段往事时说：《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１９４９年他在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时，谈到“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时，还把康有为称作“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一个代表者。

毛泽东的评价是言之有据的，康有为也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康有为不但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继承并深刻研究了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努力给予新的解释和新的发掘，用来推动维新运动。与此同时，他放开眼界，以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文化，包括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天赋人权学说，一同作为他的理论武器。康有为后来坚决保皇反对革命，则主要是从法国大革命得来的“教训”。他认为法国革命，大乱８０年，杀人几百万；如中国闹革命，必大乱几百年不可。他考察了古今中外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分析了人类苦难的根源，主张去国界、种界、家界等等，以达到全人类都过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的幸福生活。他创造了理想的太平盛世———大同世界，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的良方，自认为是救苦救难的“救世主”。

今天看来他的有些议论不免幼稚可笑，但作为先驱者寻找真理的热情，不能不令人感动和敬佩。

人类理想社会应该是怎样的？ 这曾经是康有为长时间思考的问题。他早年曾写过一本《人类公理》，其中就已经表露了后来《大同书》中的基本思想。《大同书》全书分为十部：甲部　入世界观众苦；乙部　去国界合大地；丙部　去级界平民族；丁部　去种界同人类；戊部　去形界保独立；己部　去家界为天民；庚部　去产界公生业；辛部　去乱界治太平；壬部　去类界爱众生；癸部　去苦界至极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将《大同书》的内容概括如下：“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

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此书写成后，康有为在很长时间内秘之不肯以示人，只让他最亲近的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看过。在作者生前，只发表过其中甲、乙两部，最初刊于１９１３年的《不忍》杂志，后来在１９１９年印成单行本。全书直到１９３５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其时作者已去世８年了。康有为在这本书里，依据《春秋公羊传》说，把社会的发展分作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太平世是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并且结合《礼记·礼运篇》中“小康”、“大同”说，指出“神明圣王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他还详细列表（共约百条）对照“大同始基之据乱世”、“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的情况，例如，在太平世，“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等等。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及其《大同书》，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曾使许多人倾心于这种社会理想，青年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个。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念书时，就接触过康有为的著作，并表示崇拜。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也是将《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说来谈，跟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说法相同。想来此时他已读过《大同书》了，当然只是１９１３年《不忍》杂志发表的甲、乙两部。

《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等，都有十分具体的描写。毛泽东对这些极感兴趣。从１９１９年１２月《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他所作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虽是直接受日本新村主义的影响而写的，但其中的一些具体设计，则明显是受《大同书》的影响。如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这便是毛泽东当时梦想的“新村计划”。

《大同书》中的其他一些意见，也对毛泽东有影响。例如其中说的“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以情好相合。而立私约，有期限，不名夫妇”；妻子“不必其夫赡养”，婴儿“不必其母抚育”，等等。尤其将社会一切罪恶都归之于家庭，综合出家庭妨碍人类进入“大同之世”的１４条公害：“故家者，据乱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也。”至于“农夫之乐”：则“坐得工金，听其挥霍，居得公室，逑匹同居，好学者有图书之益，中才者有听讲之教，食有公厨，游有公园，除每日工作数时外，悉皆自由。”后来“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过废除家庭的主张；人民公社大办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则受到他的极力称赞。《大同书》中的“中国江南之宜稻，河北之宜麦，江浙之宜桑，四川之宜药，广东之宜花果，北口外之宜畜牧，沿海之宜渔盐”提法，后来被反映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了。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他还常常借用“大同”来表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谈论康有为的那段话就是一个例子。１９５８年８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视察了河北徐水。第三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来到徐水，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同时，把康有为的《大同书》连同《共产党宣言》一道推荐给当地干部学习。这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与毛泽东推崇《大同书》有关的。

总之，《大同书》反映了康有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思想，反映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对作者的影响及其远远超越之处，更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公正的幸福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在思想史上有很高的价值。但康有为认为他的大同学说“非欲行之于现在，而欲行之于将来”，故他其志虽在大同，但其事只在小康。他始终认为“当以小康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态为职志”（梁启超：《康有为传》）。所以，《大同书》成后，他秘不示人。

康有为有其性格上的弱点，他自认为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集大成者，对自己过于自信，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比较自己和老师说：“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梁启超对康有为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康有为“太有成见”既是其优点也是其缺点，当他早年由于“太有成见”，故能锐意奋进，不折不挠，以其巨力推动维新变法的发展。但也正是“太有成见”，故不能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康有为反对革命与清朝统治者反对革命是有根本区别的。康有为是一个“革命恐惧论”者，他之所以反对在中国进行革命，是害怕革命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他从法国大革命以及世界上许多中小国家的革命历史看到革命的副作用，故坚持用和平的渐进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改革。客观地说，康有为对革命的批评并不乏真诚独到的见解，他在民国时曾洋洋得意地宣称“不幸而言中者”。由于他的基本观点已落后于时代，故他的一些正确见解也被淹没而无闻。

康有为作为维新运动的旗手，那段历史是光辉的。他召唤着时代进步思潮，以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学说摧毁和重构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暴风雨般的冲击力。同时，康有为又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家，他不甘心于书斋思辩，而是站在时代前列，投身现实斗争，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活动家和变法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把解救中国深重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改革、维新之上，并为之奔波呼号，呕心沥血，其功绩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