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点评历史人物

郭沫若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

郭沫若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参加革命早，与毛泽东相识早，交谊深​‍‌‍​‍‌‍‌‍​‍​‍‌‍​‍‌‍​‍​‍‌‍​‍‌​‍​‍​‍‌‍​‍​‍​‍‌‍‌‍‌‍‌‍​‍‌‍​‍​​‍​‍​‍​‍​‍​‍​‍‌‍​‍‌‍​‍‌‍‌‍‌‍​。他巨笔如椽，对革命和文化事业贡献甚大​‍‌‍​‍‌‍‌‍​‍​‍‌‍​‍‌‍​‍​‍‌‍​‍‌​‍​‍​‍‌‍​‍​‍​‍‌‍‌‍‌‍‌‍​‍‌‍​‍​​‍​‍​‍​‍​‍​‍​‍‌‍​‍‌‍​‍‌‍‌‍‌‍​。从对历史的探讨，到诗词的唱和，毛泽东与他有多方面的交往，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很大的期望……

毛泽东评点原文◎郭沫若兄：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毛泽东一月九日　延安［１］◎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１］郭沫若简介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现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人。原名郭开贞，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除郭沫若外，还有郭鼎堂、石沱、麦克昂、高汝鸿、杜皀、易坎人等。

郭沫若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父亲郭朝沛，是一个有实业家手腕的精明商人。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资质聪明，嗜好文学。郭沫若童年时，母亲就教他背诵唐诗。郭沫若说：“我之所以倾向于诗歌和文艺，首先给予了我以决定的影响的就是我的母亲。”１８９７年，郭沫若开始受家塾教育，读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１９０６年，到嘉定府乐山县高等小学读书。帅平均的《读经讲经》课，通过对古文、今文《尚书》真伪的辨析，激发了他对旧学的喜爱，养成了他日后爱考证、好翻案的脾气。１９０７年秋，郭沫若升入中学堂，开始接触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和文学作品。此外，阅读《史记》也给予了他丰厚的思想营养和文学营养。

１９１０年２月，郭沫若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读书。１９１１年因参加罢课斗争一度被学校开除。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剪掉了辫子。

１９１２年初春，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率完婚，第５天又返回成都读书。１９１３年底，在大哥资助下赴日留学。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２３年，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初到日本时，异国生活中所受的民族歧视，个人婚事的失意，使郭沫若陷于消沉苦闷之中。他因此读《王文成公全书》，深受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同时，王阳明学说又把他引导到老庄哲学、孔子哲学和印度哲学。此时，他还接触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感受到清新恬淡的风味。由泰戈尔进而接触到印度古诗人伽毕尔。后来他又喜欢德国诗人海涅、歌德，由歌德又导引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五四”时期，他还喜欢过康德、尼采，并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中外诸家的多种影响，使郭沫若前期思想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况。

１９１６年，郭沫若与日本少女安娜（本名佐藤富子）恋爱并结合。１９１９年９月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他由追随泰戈尔转而喜欢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惠特曼的诗风和诗形，使他找到了“喷火口”和“喷火的方式”。这些诗后来结集为《女神》。经他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等人的努力，于１９２１年成立了创造社，次年《创造季刊》问世。１９２１年４月，郭沫若决计放弃医学，另谋出路，与成仿吾一同回上海。他想像中的“五四”后的祖国是新鲜、华美的。然而踏上国土后，所见所闻是无涯际的黑暗，理想被现实击碎，工作也无着落，于同年９月复返日本继续求学。１９２３年３月，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之后，与安娜及三个孩子回上海​‍‌‍​‍‌‍‌‍​‍​‍‌‍​‍‌‍​‍​‍‌‍​‍‌​‍​‍​‍‌‍​‍​‍​‍‌‍‌‍‌‍‌‍​‍‌‍​‍​​‍​‍​‍​‍​‍​‍​‍‌‍​‍‌‍​‍‌‍‌‍‌‍​。

１９２４年５月，译完（日）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从此初步倾向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６年３月，经瞿秋白、林伯渠等推荐任广东大学（次年改为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７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等职。“四一二”政变前后，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披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疯狂杀人的罪行。几个月后，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８年２月，郭沫若离开上海去日本，同先期到达日本的安娜和孩子们避居于千叶县市川市。流亡日本１０年间，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

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７年间，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等著作，成为中国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的开拓者之一。此间，他还写了自传、历史小说、杂文、散文等许多作品，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艺活动。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于７月２５日只身离日潜奔祖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曾先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务。皖南事变后，主要从事历史剧的创作和史论的著述。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６日，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文化界在重庆、成都、延安、香港等地，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举行纪念活动。周恩来在重庆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我要说的话》的讲演，赞扬郭沫若的革命热情、研究精神和战斗生活，称他是继鲁迅之后“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郭沫若自己编写了《五十年简谱》。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３年３月，郭沫若写出《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剧本，并继续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和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系统研究，主要史学论著有《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历史人物》等。他这一时期写的许多历史剧和大量诗文，起到了打击敌人、激励革命人民斗志的作用。

１９４４年３月，为纪念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进京３００周年，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郭沫若写了长文《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致信郭沫若予以高度赞扬。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２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草拟的《文化界时局进言》，在《进言》上签名的达３００余人，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重视。１９４５年６月，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邀请赴苏访问，写有《苏联纪行》。

抗战胜利后，郭沫若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坚持同国民党独裁统治及其发动内战的阴谋作斗争。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０日，郭沫若前往校场口参加重庆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惨遭毒打，他因劝阻也被打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校场口事件”。１９４７年１１月，郭沫若领导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工作。１９４９年２月，他从香港来到北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１９４９年７月，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文化科学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和文化交流等事业。１９５１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同时，继续从事著述，出版了《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等论著和整理古籍的著述《管子集校》、《〈盐铁论〉读本》，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等书，并写了《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等历史剧本。“文革”期间，郭沫若受到迫害。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他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一词，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传遍大江南北。１９７８年，他抱病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发表题为《科学的春天》的演讲；随后，又在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作书面发言《衷心的祝愿》，欢呼中国科学和文艺的春天的到来。

郭沫若是博大精深、才华卓著的学者，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他在诗歌、戏剧、小说等方面开拓了一代新风。诗集《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作品。《屈原》等历史剧独树一帜，为中国新型历史话剧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他对甲骨文进行分类整理和考释，对两周金文进行断代和国别研究，把零乱的考古资料加以综合分析，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他的古史分期主张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１９７８年６月１２日，郭沫若病逝于北京，终年８６岁。郭沫若著作宏富。由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的《郭沫若全集》，收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著作共３８卷，其中《文学编》２０卷，《历史编》８卷，《考古编》１０卷。此外，还有不少未编辑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等。在大半个世纪的时期里，郭沫若一直热诚地、勤奋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他对中国科学文化所作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创立的功绩，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赞扬和尊敬。

试　析

郭沫若是一位中外知名的历史学家、作家、诗人、考古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毛泽东和他相识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任国民党的宣传部代理部长，并主持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１９２６年，郭沫若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年因国民党通缉，他流亡日本，从事历史研究和写作。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回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重庆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抗战胜利后，毛泽东来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郭沫若高兴地和毛泽东再一次见了面。当他看到毛泽东使用的是一只旧怀表时，便深情地解下自己所用的表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珍视这件礼物，他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并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不要叫别人拿去。这块表修理过，表带也换过，但毛泽东生前一直戴着。

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长期以来，毛泽东与郭沫若不仅有工作上的合作、共事，也有私人交往。二人往来密切，探讨学术，漫话古今，诗词唱和，交流阅读和创作心得体会，等等。对郭沫若的著作，毛泽东十分重视和珍爱，郭沫若的《历史人物》、《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十批判书》、《中国史稿》等历史著作、历史剧及文学作品等，故居里都有收藏，并时常阅读，多有圈画。郭沫若也虚心好学，尊重毛泽东，常将自己的作品送呈毛泽东指正。

抗战时期在重庆，郭沫若写了《虎符》、《屈原》、《棠棣之花》等著名历史剧，借历史人物和故事，宣传爱国主义，激励革命人民的斗志，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卖国投降政策和迫害抗日进步力量的暴行，深受群众欢迎。郭沫若曾将他于１９４２年创作的《虎符》剧本寄往延安赠送给毛泽东。《虎符》取材于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和安矨王的宠姬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借此宣传爱国主义，影射国民党反动派。

１９４４年１月９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赞扬他所做的工作。信中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毛泽东的信给郭沫若以莫大的鼓励。

１９４４年３月，在纪念李自成起义推翻明王朝３００周年之际，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论著《甲申三百年祭》，全文约１．９万字。该文勾勒了明末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明朝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几起几落，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后又陷于失败的过程和原因。该文推翻了明末清初以来特别为国民党御用史家大肆宣扬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的观点，歌颂李自成领导的是“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开创性地阐述了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唯物史观。《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另一价值，在于叙述了义军攻入北京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的情形，总结了其功败垂成的惨痛教训，阐明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胜利的情况下千万要防止骄傲。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后，很快就传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认为李自成起义军成败的经验教训值得引起全党同志的重视。《甲申三百年祭》所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后，若干首领生活腐化、不注意巩固边防、不讲究政策和策略、脱离群众、忘记潜在的危险等等，对即将进城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敲起了警钟，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于是，党中央把它列为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１日，毛泽东特地致信郭沫若，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赞扬其“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信中倾诉衷肠：“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的这封信，高度赞扬了郭沫若的成就，款款写来，平易亲切，谦逊真挚。

既谈了私人情谊，又讨论了革命事业；既有感激，又有期望，给人以教益。

为了避免一胜利即骄傲从而吃亏的错误，毛泽东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告诫全党力戒骄傲，谦虚谨慎，不可腐化，抵制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对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当即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郭沫若是学者型的历史学家，毛泽东是政治家型的历史学家，二人的智慧交汇在一起，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