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针和宋、明时期的中国航海

指南针和宋、明时期的中国航海

宋代以后，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一般用于航海，朱彧的《萍州可谈》中，即有“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的记载​‍‌‍​‍‌‍‌‍​‍​‍‌‍​‍‌‍​‍​‍‌‍​‍‌​‍​‍​‍‌‍​‍​‍​‍‌‍‌‍‌‍‌‍​‍‌‍​‍​​‍​‍​‍​‍​‍​‍​‍‌‍​‍‌‍​‍‌‍‌‍‌‍​。

在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即有中国海船使用罗盘定向导航的记载​‍‌‍​‍‌‍‌‍​‍​‍‌‍​‍‌‍​‍​‍‌‍​‍‌​‍​‍​‍‌‍​‍​‍​‍‌‍‌‍‌‍‌‍​‍‌‍​‍​​‍​‍​‍​‍​‍​‍​‍‌‍​‍‌‍​‍‌‍‌‍‌‍​。这一年赵汝适写了记载海外各国地理情况的著作《诸蕃志》，书中谈到他从泉州去海南岛乘的是海船：“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可知那时指南针在航海中指示方向的作用已经更加重要。比起11世纪时只在阴雨天才用指南针，仅仅作为指示方向的辅助仪器的情况是更进一步了。《诸蕃志》中所说的已不是指南针而是罗盘了。若无罗盘上的指向分度便不可能做到“守视惟谨”，“毫厘之差”。南宋吴自牧著《梦粱录》也载：“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船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可见罗盘针对航海的重要性。

罗盘针应用于航海，说明我国导航技术在宋代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南宋时，广州、泉州、杭州都是大商埠，当时和我国通商的有50多国，阿拉伯人、波斯人、罗马人纷纷由海道到我国通商。那时，通商的税收占国库总税收的1/20，如果没有指南针的发明是不可能有这样繁盛的海上通商贸易的。

至明代，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较宋代又有所发展。据《西洋番国志》记载：“砍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将天文导航、罗盘导航、陆标导航、测量水深和水质等导航手段结合起来，从而使航海技术又向前大大发展了一步。比如在近海航行时，把陆标与罗盘相结合，“用丹乙针，一更，船平吴淞江。”（《郑和航海图》）即以吴淞江为陆标，用罗盘时刻校正船的航向，使之与吴淞江保持平行。这种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印度洋上的外国航海家们，一直到15世纪末还是靠观察南半球可见的南极星同其他星宿高度的简单仪器来定航行方位的。

郑和7次下西洋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据《明史·郑和传》记载共有37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

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分布看，郑和率领船队到过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湾、波斯湾、马尔代夫群岛、阿拉伯海、亚丁湾等地。郑和先后4次横渡印度洋，“雷波岳涛，奔樟踔楫，掣掣泄泄，浮历数万里，往复几三十年”（黄少曾《西洋朝贡典录·自序》），最远达到非洲东岸肯尼亚的蒙巴萨，确实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

（马一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