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背叛——卡夫卡的“真理”概念及精神危机

写作的背叛——卡夫卡的“真理”概念及精神危机

作者简介：罗茂轩，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xuan1230@pku.edu.cn​‍‌‍​‍‌‍‌‍​‍​‍‌‍​‍‌‍​‍​‍‌‍​‍‌​‍​‍​‍‌‍​‍​‍​‍‌‍‌‍‌‍‌‍​‍‌‍​‍​​‍​‍​‍​‍​‍​‍​‍‌‍​‍‌‍​‍‌‍‌‍‌‍​。

罗茂轩

摘　要：卡夫卡研究中有个明显的问题，如此独特的卡夫卡为什么能够成为现代人的代表？文章主要以本雅明的卡夫卡解读为基础，着力探讨卡夫卡面临的精神危机​‍‌‍​‍‌‍‌‍​‍​‍‌‍​‍‌‍​‍​‍‌‍​‍‌​‍​‍​‍‌‍​‍​‍​‍‌‍‌‍‌‍‌‍​‍‌‍​‍​​‍​‍​‍​‍​‍​‍​‍‌‍​‍‌‍​‍‌‍‌‍‌‍​。通过解读卡夫卡《普罗米修斯》，分析卡夫卡的“真理”内涵，联系启蒙时代的认识危机，得出卡夫卡认识真理的困难在于真理内容的丧失。在对卡夫卡随笔和日记的分析基础上，找到“亚伯拉罕”这一代表性形象，概括出卡夫卡身处的“外在现实—自我（内心）—普遍真理”三元结构以及它们形成的冲突和矛盾。结合卡夫卡的作品，分析卡夫卡如何试图通过写作缓解危机，他的“虚构”的具体内容，以及他的失败。

关键词：卡夫卡；精神危机；写作；虚构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43（2023）02-0073-10

正如昆德拉所说，卡夫卡“看见、触及并抓住了现代的那些终极悖论”。卡夫卡的确具备独特的“现代危机意识”，至于是何种危机，莫衷一是。没有人会坚持说卡夫卡的精神危机只属于卡夫卡，相反，他的症候已经上升为时代的症结。天才的批评者本雅明对普鲁斯特的评论，同样能回答卡夫卡这位平凡的保险公司职员是如何被20世纪的时代精神挑选，并与之交流的：“时代也以这种天真的——换句话说，误入歧途的，琐碎的——方式同路人交流纯属自身的东西。”但是这两位同属土星气质的作家仍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传达时代的耳语：普鲁斯特亲身进入了19世纪的资产阶级生活画卷，身处其中却以观察家的禀赋注视着穿梭于门厅的上流人群；而卡夫卡始终是一个受到排斥的体验者，他被生活的人群排除在外，却无比深刻地体验了这个世界对所有人的推搡、捆绑、暴力。卡夫卡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是为所有人而写作的，他反复强调，故事和思想是打上烙印的私人物品。因此，问题在于，卡夫卡如此特殊、个人的体验，为什么被视为“关于人类生存境况的噩梦般的讯息”？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厘清卡夫卡面临了什么样的精神危机，他的个性和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危机的表达。

一、现代普罗米修斯：真理的幻灭

卡夫卡在随笔中曾经撰写过一段关于普罗米修斯的文字，重新改写了普罗米修斯的结局，这段文字颇有种自况的意味：“按照第一种传说，他因把为众神的秘密泄露给了人类，所以被钉在高加索的一块岩石上，众神派鹰来啄食他的肝，而肝则永远重新长出来。按照第二种传说，普罗米修斯不堪鹰嘴又啄又撕的痛苦，便把自身日益往岩石深处挤进去，终于同岩石合而为一了。按照第三种说法，在几千年的过程中间，他的叛逆行为被遗忘了，被众神和鹰遗忘了，也被他自己遗忘了。按照第四种传说，大家对这件毫无意义的事逐渐感到厌倦了。众神逐渐厌倦了，鹰逐渐厌倦了，伤口也厌倦地愈合了。”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普罗米修斯能够坦然面对他的痛苦，原因在于对他而言，刑罚和荣耀是并存的，受刑意味着诸神反复承认他的盗火行为，承认这个行为曾经发生过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就是承认了真理的火炬确实从奥林匹斯的祭坛转到了人间的柴火之中。卡夫卡接续这个故事，普罗米修斯的命运转折，在他不堪忍受痛苦钻入岩石的一瞬间，逃避痛苦的行为导致普罗米修斯的威严扫地。最初的普罗米修斯以一个神的泄密者身份被罚，这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英雄。一旦“痛苦”消失，作为英雄的普罗米修斯也就随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号称“普罗米修斯”的石头。随着时间的流逝，首先是遗忘，最终是厌倦，对普罗米修斯的遗忘和厌倦意味着“盗火”的盛举也被遗忘和厌倦，这背后的怀疑是：是否发生过这次人类认识上的启迪？卡夫卡在故事结尾说：“传说试图去解释不可解释的。因为它来自真理基础，所以它必须再次终于不可解释。”可见在卡夫卡看来，普罗米修斯的命运，指向真理的不可解释。

卡夫卡是在柏格森的“绵延”意义上叙述这个貌似依次发生的故事的：“所谓绵延，不过是过去的连续进展。过去总是紧紧咬住未来，逐渐膨胀，直至无限。”柏格森认为真实的存在即纯粹的“绵延”，不可被分割、不可被度量，无法呈现在单位线段长度划分的坐标轴之上。这也是卡夫卡对真理的构想，在《普罗米修斯》诞生的三天前，他写下：“真理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它无法认识自己；谁想要认识它，就必须是谎言。”卡夫卡的普罗米修斯是从古希腊一直贯穿到现在，他从悲剧英雄沦落为可悲的被遗忘者的命运，其实在盗火的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在卡夫卡的故事中，单纯的线形叙事时间让位给了这种“绵延”的时间体验，只要去想象那个只有昼夜永无年月标识的城堡时，就能体会到卡夫卡想要通过普罗米修斯的命运传达的东西。

卡夫卡故事中的人物同样是普罗米修斯的具象，向这位人类的祖先致敬是为了把他从古希腊带到现代生活之中加以考量，但这对于真理的不可解释性毫无办法。对于真理的绝望某种程度上定义了卡夫卡的叙事和写作，马克思·勃罗德解释“Kafka”本为“寒鸦”之义，这种灰黑的鸦鸟只会发出单调嘈杂的叫声，低掠过冬天冷黑的天空，和卡夫卡笔下的乌鸦一样：“乌鸦们宣称，仅仅一只乌鸦就足以摧毁天空。这话无可置疑，但对天空来说它什么也无法证明，因为天空意味着乌鸦的无能为力。”真理可以被摧毁，但无法被认识。

但真理又必须被认识，因为它是一切价值的依靠和本源，所以卡夫卡不断地尝试和努力，最终阻滞于不可认识的障碍之外，变成了对真理的传递。他的绝望是一步步加深的：“以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提问得不到回答；今天我不能理解，我怎么竟会相信能够提问。但我根本就不曾相信过什么，我只是提问罢了。”卡夫卡已经不再关心提问和回答的内容，反而是提问这个形式依然需要持续地保存下去。本雅明敏感地体会到了卡夫卡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行为背后的逻辑：“为了坚持真理的传递，坚持哈伽达因素，他宁愿牺牲真理。”卡夫卡的小说绝对不会透露出一种真理性的明悟，一种被歌德的作品诠释清楚的真理感，因为和真理的隔阂是世界最隐秘的本质。浮士德最后任由天使带领，脱离了墨菲斯特的亡灵之手，歌德说相信上帝，即能获救：“我们已能够探本求原，从基督教原来的纯洁形式去理解基督教了，我们又有勇气把脚跟牢牢地站在上帝的大地上，感觉到自己拥有上帝赋予的人的性格了。”然而那位迷路的卡尔·罗斯曼绝对不会走进《亲和力》中的庄园，因为那里不言而喻的真理对于卡尔·罗斯曼来说太过陌生了。

真理的矛盾实质上源自18世纪启蒙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认识危机，只是在卡夫卡笔下以更为现代和激烈的形式复现出来。维塞尔总结18世纪哲学内在的二元冲突时说：“一方面，真理因为依据的是对可认知世界（mundusintelligibilis）‘内部真理’的认识而被视为是超越时间的、必然的东西。另一方面，真理又只能依赖于实际经验，而且具有暂时性的局限，也就是说真理包容于时间之中。”因此认识真理的可能性被打上了巨大的问号。而对于作为一名犹太人的卡夫卡来说，这个矛盾更为复杂和神秘。他对启蒙以来的进步和发展已经抱有深刻的怀疑：“相信进步意味着不相信进步已经发生。这其实不是相信​‍‌‍​‍‌‍‌‍​‍​‍‌‍​‍‌‍​‍​‍‌‍​‍‌​‍​‍​‍‌‍​‍​‍​‍‌‍‌‍‌‍‌‍​‍‌‍​‍​​‍​‍​‍​‍​‍​‍​‍‌‍​‍‌‍​‍‌‍‌‍‌‍​。”如果连支撑现代性的根本信念都是虚假的，那么这个可认识的世界是否真的可以被认识？启蒙时代的思想危机仍然默认“真理”的存在，只是着力解决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但对于卡夫卡而言，“真理（Wahrheit）”这个词语之下，似乎并不存在具体的内容，而对“真理”的相信成为“真理”本身。这是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就像卡夫卡笔下的那只小耗子，一直朝着指定的房间奔跑，哪怕世界变得越来越窄小，哪怕四周出现了围墙，哪怕它知道终点的位置有一个明晃晃的捕鼠器。最后老鼠并不是葬身于机器，而是被猫一口吞下，老鼠临死前猫劝告它：“你只需要改变奔跑的方向。”

二、亚伯拉罕的困境：被现实抛弃

于是，对真理的绝望带来的是，个体经验的无限独立和放大。普罗米修斯再为人类受苦，已经丧失价值，因为黑格尔意义上的“总体”似乎并不存在，“在新世界里做一个人就意味着是孤独的”，那么受苦的受益者除了自己还能是谁呢？为天国“自阉”也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因为旧时信仰过的古典诸神“都有一次笑死”，存活的上帝唯我独尊的本质就是“最不信神”。《地洞》里卡夫卡为那个钻洞的小动物居心叵测地放置了未知来源的奇异声音，仿佛是当人类还没有直立行走时对于危险最深刻的记忆。也许只有人类学家会感激卡夫卡把原始的恐惧感亲口告诉还在沉睡的现代人们，但这位警戒者也无法明白声音的来源。卡夫卡就像是草原夜晚放哨的猴子，将丧失已久的原始警报拉响，他比任何人都清晰地感受到了危险降临，却焦急地无法说出来。

当个体的特殊性被放大到极致时，和他人的对立也就自然产生了。这种感觉基于一个普遍性真理丧失的共同基础，变成一个时代的问题。卡夫卡不只一次描述过他和他人紧张的关系，他成为人群中最无共同点的动物。在和古斯塔夫的交谈中，卡夫卡说出了自己姓名中寓示的命运：“我迷惘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他们非常怀疑地打量我。我可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贼，一只寒鸦，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我缺乏对闪光的东西的意识和感受力，因此，我连闪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是灰色的，像灰烬。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这种生存状态反复出现在卡夫卡的笔下，他认为这是自己独有的悲剧，在给密伦娜夫人的情书之中，他卑微地将自己比喻成习惯在深山树林之中独居的动物，栖息在不见天日的阴暗之中，只敢瑟缩地探出头颅。

所以，这个矛盾被激发到了极点。卡夫卡愈是想要传递真理，他就愈要让自己进入现实世界当中，因为普遍性的真理只能通过特殊性的体验而认识，而现实世界是卡夫卡获得体验的源泉。但是丧失了更高神性保证的个体体验一旦沉溺进现实当中，完全融入其中，它所表达的真理内容也就丧失了永恒性，因为现实世界始终是暂时的和变化的。失去永恒性的真理只保留了真理的永恒形式，而丧失了真理的永恒内容，所以本雅明会说卡夫卡为了传递真理反而牺牲了真理。这就导致卡夫卡的困境：传递越完美，真理的毁灭也越充分。在外在现实—自我—永恒真理三者的关系中，矛盾就诞生了，他愈是要保证真理仅剩的永恒性，就愈要使自己远离即时的、瞬息的现实世界，但他又不得不去进入这个世界，才能获得个体体验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所以，卡夫卡的姿态变成了：在世界之外体验世界。“通过一个空洞的空间，我被所有的事物隔开，我甚至无法渴求到这个空间的边界。”这对他而言是永远的痛苦。他笔下的人物都具有同样的困境，它们被世界排除在外，却完全接受了外在他的世界的秩序、逻辑、结构，甚至比世界之中的人更深刻地体会到世界的本质：“卡夫卡的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一向是他的其他人物所不熟知的，这正如外部世界对其主人公来说高深莫测一样。”这位代表时代的K，恰恰是和时代最疏远的人，这绝不是巧合。他和世界的联系如此脆弱却又如此牢固：“因为我们仿佛雪中的树干。一眼望去，树干横卧在光滑的雪上，稍一用力就能推动。不，推不动，因为它们已与大地牢牢相连。可是你瞧，甚至这也只是看上去而已。”

这同样导致了卡夫卡写作本身的矛盾。卡夫卡的目的决不是弄清“在现今这个混乱不堪、尔虞我诈的现实生活中，人类怎么才能走完得救之路”，马克思说这种摹仿传统的现代拯救只会以笑剧的方式博取欢乐——恰恰相反，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真理”的内容是缺席的，他是要以个人体验去言明的仅仅是“真理仅剩下形式”的这个事实，他的全部语言都在讲述一个最终要消灭语言的故事，这是阿伦特所说的卡夫卡的终生忧郁，写作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终极矛盾的表征。在卡夫卡的日记里，能多次看到写作状态的卡夫卡是如何的痛苦，甚至一句话都是力竭的产物：“创作的喜悦每次都是短暂的而且非常不巩固的，而不满的情绪却始终存在着，甚至存在于喜悦的时候。”

个体的孤独引发了无家可归之人的思乡病，诺瓦利斯称之为“Heimweh”。这个困境使得卡夫卡不得不转向历史和传统寻求个体与世界的和解。本雅明对卡夫卡有一个极其精当的概括：“卡夫卡的作品像一个圆心分得很开的椭圆；这两个圆心一个被神秘体验（尤其是传统体验）支配着，一个被现代大城市居民的体验支配着。”尼采说：“由于过量的历史，生活会残损退化，而且历史也会紧随其后同样退化。”但卡夫卡面对传统时不是为了继承，他深知历史倾轧在双肩的分量，因此他从来不会如历史主义者淹没在档案年表之间一样援引历史。他给予笔下人物最为深刻的特点就是愚蠢，因为这一点，再也没有什么历史能打动愚蠢的人。卡夫卡的悲剧在于，他从来没有回到过共同的祖先记忆之中，尽管他努力进入传统和历史，然而他怀疑和悲观的秉性使得他不自主地将历史和传统私人化了，例如普罗米修斯就完全成为卡夫卡的化身，而非集体记忆中那位盗火的英雄。所以看似通过共同的记忆卡夫卡进入了本来排除了他的世界，但事实上这个世界仍是他纯粹的自我。

这一点从卡夫卡笔下的另一位希腊神祇的形象就可以看出来。海神波塞冬难以越出办公室一步，他手持三叉戟巡视水域的怡然只是存在于神话之中，这是波塞冬自己的神话，而不是人类关于他的。唯有在世界末日到来之时，波塞冬才能走出办公室，真正看到他一生都为之操劳的海域现实：“那时，会有一个安静的时刻，在末日来临前，检查完最后一项计算后，他能迅速地驾车环游大海。”让他坐不安席却又老死在办公桌后的，恰恰就是传统的力量，既决定其充当管理万千顷海域的海神，又让他永生囚禁在小小的办公室之中。这也是卡夫卡的命运，他试图将传统和历史作为他融入现实世界的担保，但结果只能是他仍旧处在世界之外，只能在拘束封闭的办公室中体验世界，英雄的工作变成无休止的文件档案处理：“他的疲惫是斗士斗剑后的那种疲惫，他的工作是将小官司吏工作室的—角刷白​‍‌‍​‍‌‍‌‍​‍​‍‌‍​‍‌‍​‍​‍‌‍​‍‌​‍​‍​‍‌‍​‍​‍​‍‌‍‌‍‌‍‌‍​‍‌‍​‍​​‍​‍​‍​‍​‍​‍​‍‌‍​‍‌‍​‍‌‍‌‍‌‍​。”世界如此稳固，以至于他没有力量走出房间改变它，他只能去体会和接受，即使他鼓起勇气，抛下桌案上堆积成山的计算走出门口，也会如同传递圣旨的使者一般，“依旧还在试图挤出最里层皇宫的房舍”。

卡夫卡在外界世界中抽象化的程度正比于他的自我的封闭程度。反讽的是，当他越试图和现实保持距离，内心世界和现实越缺乏沟通和了解，现实世界越愿意向其吐露心扉。这背后的逻辑，和卢卡奇认为作为生产结构中的碎片和符号的无产阶级才能认识资本主义本质的逻辑，是一致的，卡夫卡在随笔中也写过关于“无产的工人群”义务和权利。因此，《城堡》《审判》中的K，以及《地洞》《乡村医生》中的“我”，如果不限于名字的抽象性上，而关注到人物的特质，那么内心世界的隐退将成为卡夫卡人物的共有特征，他们的共同点是玄妙莫测却又平易近人，旅行推销员、土地测量员、浪荡公子的身份完全属于社会的结构之中，而他们的长相性格却如同巨大的深渊。

卡夫卡最终为自己找到的形象是亚伯拉罕，在1918年2月26日的笔记中，他一连写下了三段关于亚伯拉罕的文字，而且原稿中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后来才改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处境也就是卡夫卡的处境。现实世界和亚伯拉罕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因此他想要进入这个世界，将自己从孤独中拯救出来：“亚伯拉罕陷入了这么一种误解之中：他无法忍受这个世界的单调。可是众所周知世界是非常之丰富多彩的，这在任何时候，只需抓起一把世界拿到近处来看一看，就可以得到证实。这一点亚伯拉罕当然是知道的。因此对世界的单调的抱怨实际上是抱怨同这世界的丰富多彩掺和得不够深。所以说，这抱怨其实是跃入世界的跳板。”亚伯拉罕等待跃入的姿势也就是卡夫卡外在于现实的姿势，卡夫卡同样抱怨着自己和现实的迷人之处没有任何的瓜葛。但是，他知道消灭距离完全进入其中，也是自己瓦解的时刻，何况现实世界本身是满足不了亚伯拉罕的：“这可逝的世界对于亚伯拉罕的展望来说是不够的，因此他决定带着它进入永恒。不知是城门出口还是入口太窄，反正他那运家具的车过不去。他把这归咎于发号施令的嗓门太弱。这是他生活中的痛苦。”这里，亚伯拉罕重申了自己的目标，他想要将现实世界永恒化，固定不断变化的时间，以此来挽救外在现实—自我—普遍真理的冲突。显然，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卡夫卡悲观地认为，这是因为他自己的孱弱，这种自贬在他身患肺病之后更为集中频繁地表现出来。

对于这位犹太人祖先，卡夫卡改写了他的处境。在《圣经》中，亚伯拉罕因其甘愿燔祭儿子以撒而被上帝所眷顾。在即将亲手杀死儿子的关键时刻，终于有天使紧急跳出制止，并且证实了亚伯拉罕的信仰已经被上帝知晓，从而缔结了神与人的契约：“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圣经·创世纪》传统故事中的亚伯拉罕无疑是幸运的，他的信仰和他的行为最终能够被最高的“神”所认可并给予回应。卡夫卡在看向这位祖先时充满了羡慕，因为亚伯拉罕甚至都不用付出代价，只需要做出牺牲的“姿势”，便可收获他所信仰的神恩。卡夫卡将第一人称改为祖先的名讳是为了再现这段美好的故事，希冀在自己经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之后，也能拥抱“真理”的恩宠。但是传统的亚伯拉罕在进入卡夫卡的故事情境时，却不由自主地变形为徒劳的旁观者。《圣经》与卡夫卡笔下，亚伯拉罕走向迥异的结局。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圣经》中的上帝具备天然的确定性和存在，它能够给予苦苦追寻它的信众以可靠的回应，无论是在亚伯拉罕的献祭中还是在摩西面对的柴堆火焰上。每当怀疑出现时，上帝就会通过感官来彰显自身的存在，打消这种怀疑。但是对于现代世界的“上帝”，也就是卡夫卡面对的真理而言，对它的痴迷和信仰，迟迟无法得到回应和确证。因为“真理”本身就是空洞的内核，而且处于纯粹抽象和逻辑中的真理性内容再也无法借助可感知的器官直接作用于它的信众，反倒是诱惑着他们走向绝对抽象化的深渊。在这种冲突的折磨下，亚伯拉罕也不再拥有《圣经》中的结局，失去了与神订约机会的卡夫卡只能在一遍又一遍的“相信—怀疑—再相信”中不断消解。

三、写作：解决危机的尝试

卡夫卡解决困境的办法是写作，因为如果传递真理的任务要求他既要进入现实又要逃避现实，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创造出一个雷同的现实世界，一个“虚构”意义上的现实去体验它。这样岂不是就能避免真实事件的暴力，同时完成普遍真理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遭遇了莱辛，对莱辛而言，相比于真实发生的事件，诗人创造出的可能事件是普遍真理的最佳载体，因为永恒真理能够进入诗人观念派生出的具体经验，而可能事件又超越了现实时间的束缚：“他把他的人格化的抽象的观念提升到成为活的能行动的人物，允许这种人物在某种程度上违反这种抽象观念而行动，可以让这种人物现出每一特殊具体情境所要求的种种变化，而丝毫不至于使我们看不见他的本质。”这也是卡夫卡进入写作的原因：“当我从写字桌上将墨水瓶拿到卧室，我感到了在我身上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坚定性，如此就像一座大楼的棱角在雾中呈现，不一会儿又消失了。我并不觉得自己无望了，在我的心中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坚定性（Festingkeit）”用在此处暗示了卡夫卡无依无靠的精神处境，“因此，我摇摆着，不停地向山顶飞去，但几乎无法停留一会儿的时间。其他人也在摇摆，但是在较低的地区，用更强的力量。如果他们要摔下来，他们会被同类的人接住，这些人为此而来。但是我在那上边摇曳，不幸的不是死亡，而是死亡的永恒折磨”。

这股“坚定性”是伏在桌前运动笔墨给予卡夫卡的，写作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我不想看任何人，不想让任何景象搅乱我的思维，我就坐在写字台边，这就是我的位置，把脑袋埋在双手之中，这就是我的姿势。”也即是“虚构（Konsturktion）”的力量。因为写作就意味着“虚构”，建立一个非现实的世界，建构一个非现实的结构。卡夫卡有过近似宣言的表达：“Alleserscheint mir alsKonstruktion.”他又写道：“我在捕捉虚构。我来到一个房间，发现它们在角落里发白而混乱。”卡夫卡之所以要捕捉它，也是出于解决精神危机的需要。“虚构”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可以指“结构，建构”，另一方面也可以指“构思，设计”。这在卡夫卡的写作之中，体现为既可以指小说创建世界的结构，也可以指卡夫卡自身的构思。

（一）卡夫卡小说中的“结构”

“结构”惯常被理解为小说中虚构世界的组成，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呈现出多种结构的复合。首先是具体形象的空间结构，例如《变形记》中，格里戈尔的房间，四片熟悉的墙壁，妹妹小声低语的右边房间，追赶全权代理的前厅，甚至窗外对面的医院​‍‌‍​‍‌‍‌‍​‍​‍‌‍​‍‌‍​‍​‍‌‍​‍‌​‍​‍​‍‌‍​‍​‍​‍‌‍‌‍‌‍‌‍​‍‌‍​‍​​‍​‍​‍​‍​‍​‍​‍‌‍​‍‌‍​‍‌‍‌‍‌‍​。空间结构让小旅行推销员在其中辗转往复，格里戈尔被牢牢地圈定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之中，他去公司上班，去出差。蜘蛛活动于蛛网之上，他则在亲手挖下的地洞中来回巡视，囤积食物，安养生活。同样的空间还有《地洞》中的洞穴、《审判》里位于阁楼的法庭、《美国》中卡尔·罗斯曼最开始身处的轮船小舱室、《城堡》中K居住的酒店房间。卡夫卡对规则的立方体房间有近乎宗教性的痴迷。似乎是对挤满人的房间的本能恐惧使得卡夫卡在小说中努力建构一间只属于私人的房间，这个小房间通常与外面更大更喧哗的门厅并置。深刻的恐惧在随笔中化身为对魔术表演的回忆：“K.曾是个伟大的魔术师。……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大厅挤满了人，可现在看来，在一个小孩子的眼中每一个房间都是挤满了人的，只要那儿有一些灯亮着，周围响着成年人乱哄哄的话声，有个跑堂的跑来跑去，等等。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来看这场匆匆忙忙举办的表演，当然，在我整个记忆中，大厅挤满人这一可能是错误的印象左右着我对这整个表演的印象。”

空间结构的强制阻隔不是在看不见的空间容量中，而是在形成空间的隔离物上，空间意味着其本身的广延性，可以让人到达任何一个地方，而高耸的墙壁才是断绝幻想迁移到地平线任何一处的元凶。卡夫卡被绑架在空间之中，“瞬息之间，我感到浑身禁锢在甲壳之中”，他试图借助这个虚构的房间，窥探外部的世界。但是狭小的天地在帮助他对抗外界的侵袭时，也时刻提醒他这个小房间的渺小和脆弱：“我作为这样一个既宏大又脆弱的建筑物的主人，面对任何比较认真的进攻，我深知自己恰恰是没有防御能力的。主人的幸福使我骄纵；地洞的脆弱性使我敏感。”最终，空间结构变成了禁锢。

其次，主人公还处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这是比空间结构更有力量的结构化身，他牢牢地被嵌套在多重结构之中，如同数个相交圆的共同交集，这就是他的生活边界。格里戈尔身为小旅行推销员，他在老板—全权代理—职员中；身为儿子，他在父亲—母亲—妹妹—自己之中，“家人感激地收下钱，他乐意地交出钱”；还有最为隐秘却又庞大的是，格里戈尔变成甲虫之后，家人、女仆和三个租客形成的结构，这是微缩的社会。格里戈尔作为一个人，寄居在结构之中，直到成为甲虫，他才看到结构的存在。克拉夫特所说“小说人物本身并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认识只存在于小说人物之外”，正因为他无法认识，所以才证明结构的符号化力量，处于结构点上的人物已经被符号化。这种力量不是由结构中的一环产生的，不是在老板、父亲、租客的强力压迫下产生的，而是整个结构的权力。德里达所描述哈姆莱特父亲的幽灵，把所有的似是而非的特性灌注给了结构，人心甘情愿地成为组成结构的一个单子，又接受着整个结构给予他的压迫和裹挟，卡夫卡作品中的“罪”在这个意义上产生。格里戈尔显然是受害者，然而他同样是犯罪人。《审判》中在被两人带走的那天早晨，K也通过自己呈现了不可知的罪，也就是说一开始K努力想找的罪行就在他自己身上。

卡夫卡追求的“结构”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空间结构无法提供足够坚固的防御，社会关系结构又不断地借助符号化的力量消除他认知和感受的能力，于是人物又试图从结构中逃离。卡夫卡创造的“结构”最终背叛了主人公，而主人公只能选择“变形”的方式，从“结构”中逃离。“卡夫卡作品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不能脱离他的甲虫外壳而独立的，正如科瓦尔夫离不开他的鼻子一样；但是他也真正是他自己。他再也不是微不足道的旅行推销员了，再也不是为家庭挣面包的人了；他的新形式是他的个性的纯粹表现。”“变形”在结构中成为一种反叛，如同“布拉格的大学生”一样再也不能忍受作为实体的自己的复制品，格里戈尔厌倦了自己的符号化，“变形”使他从结构中逃离出来，消除了抽象的人的身份，用甲虫来破解自我认识的困难。“变形免除了格里高尔进行自我认识的必要。”变形的突然，在于他不是生理进化般的成为虫，而是一种瞬变，后续的工作是适应新的躯体，也就意味着结构和结构之外从来不存在什么中介，生存状态只有两种选择。这位新浮士德在梦中和魔鬼交易之后，脱离了人的符号，成为他梦想的甲虫，接受着全新的目光，那目光再次把他看成独立的个体，所以格里戈尔在变形之后竟然一点对甲虫的抱怨都丝毫不见。

（二）卡夫卡小说的“构思”

卡夫卡小说的“构思”体现为，虚构出来的故事和人物代替自己承受精神危机的重负。首先，故事具有鲜明的“梦”的烙印。《审判》的开头，K早上八点醒来坐在床上便迎来了陌生人的敲门。《变形记》从格里戈尔醒来的一刹那，一个疑问就产生于这个睡眠之后的重新开始时刻，是何种力量将格里戈尔变成巨大的甲虫？瓦尔策同样关注这个问题，《变形记》“似乎都只不过是逻辑推论的感性化，这种推理的首要条件就是：假如一个人变成一只屎壳郎是可以想象的话……”只有当一个命题的前提条件是假时，这个命题的所有推论恒为真，因此，这一切才会如此令人深信不疑。梦充当了这个假的前提。卡夫卡始终有一个死亡的恐惧，而睡眠正是最接近于死亡的生存状态：“在失眠背后，也许只隐藏着对死亡的巨大恐惧。我也许害怕，灵魂在睡眠时离开我就再也回不来了。”如果故事是一场梦，那么梦和死亡的差别也就显而易见，借助故事的发生，对死亡的恐惧可以不再嫁接到梦之上。另一方面，故事的“构思”从梦开始，也就意味着现实存在的危机和矛盾仿佛可以作为梦境被遗忘和消解，艰难的生存状态只需要明早八点的闹钟铃响就能准时消失。

其二，卡夫卡的故事通常以第三人称进行，甚至在使用第一人称时，都透露出第三人称的语感，因为他极其吝啬对笔下的主人公进行心理描写，去表达他们内在的想法。主人公和叙述者的不重合，也是卡夫卡解决危机的办法。有研究指出，作为叙事学上一个双重视角问题处理，叙事者和主人公的观点背离给小说造成了巨大的“梦魇感”：“这种持续地存在着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得非常刺眼，甚至会转化成一种张力，从而产生出一种‘摧残’读者身心的审美效果。”进一步来说，这种分裂是完完全全内在于卡夫卡的分裂，也就是加缪所说“荒诞”的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成为巨大的黑洞，是因为卡夫卡试图将内在世界从肉身上剥离出来，理由是“荒诞的是，心灵竟然属于一个肉体，它原本超出后者不知多么远”。

这种分裂被卡夫卡形容为行动和认知的分裂：“就我的情况而言可以设想三个圈子，最里面的是A.圈，然后是B.圈，然后是C.圈。核心的A.向B.解释，为什么这个人这样自我折磨，这样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他要自暴自弃，为什么他不能生活下去。……C.，这个行动者，不再得到任何解释，B.仅仅是可怕地向他下达命令；C.在严厉的压力下行动，可是与其说出于理解，不如说是出于害怕，他满怀信任，他相信A.向B.解释了一切，而B.正确地理解了一切。”这个结构似乎巧妙地解救了夹在现实世界和普遍真理之间的困窘的主体，进入现实的体验和对普遍真理的认识分开，也就不用再被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冲突撕扯折磨。

可是，卡夫卡追逐的“构思”依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无论是将故事作为虚构的“梦”还是虚构出承受一切的主人公，这些故事本质上仍属于卡夫卡自己​‍‌‍​‍‌‍‌‍​‍​‍‌‍​‍‌‍​‍​‍‌‍​‍‌​‍​‍​‍‌‍​‍​‍​‍‌‍‌‍‌‍‌‍​‍‌‍​‍​​‍​‍​‍​‍​‍​‍​‍‌‍​‍‌‍​‍‌‍‌‍‌‍​。痛苦的转接看似离开了受苦者，其实只不过换种形式再施加给他。梦的结束同样需要付出死亡的代价，如同格里戈尔死在苹果的创口下，K死在干净利落的枪决中。它不能解决现实的危机，反而是重演的现实的危机，因为梦并不是卡夫卡可以自由操控的，就好像他的主人公不会听他的差遣走向美好的结局。而设置虚构的主人公，对卡夫卡自己的痛苦而言，同样于事无补。因为内在分裂的痛苦并不逊于传递真理的受难，缺乏自我认识的基础，这种内在分裂就无法弥合，最终演变成自我的陌生化。卡夫卡总是提到观察自己的视角，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无法弥合的表征：“将自己视为某种陌生体，忘记这种看法，保留目光。或只有两点，因为第三点已包含了第二点。”

综上可见，“虚构”并没有给卡夫卡带来意料之中的慰藉。写作对于他而言，成为一时的镇定剂，反倒产生了新的矛盾。写作给予他暂时的满足，但是真正的幸福只能通过“把世界提高成某种纯洁的、真正的、永恒不灭的东西的时候，我才能够做得到”。这才是卡夫卡写作的目的，这也是卡夫卡一直面临的危机。显然，写作并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相反，它逐渐成为一种负担。开始的满足逐渐减少以至于枯萎：“它们以一种可怕的方法变得枯萎，而且不断地枯萎。那个时候，什么别的东西都不能使我感到满意。”最终，这种负担导致了卡夫卡对于写作的绝望，他不得不去写，但是句子写出来就是刑罚，因为它在不断提醒着他危机依旧存在，危机永远无法解除：“我的整个身子都在警告我注意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在让我写下之前，都要先向四面八方张望一番。句子在我面前裂成碎片，我看到了它们的内部，但却必须马上停笔。”故而这位饱受折磨的作家，在死前嘱咐马克斯·勃罗德，赐予其作品的结局是，烧毁他的全部手稿。

The Betrayal of Writing——Kafka’s“Wahrheit” and SpiritualCrisis

Luo Maoxuan（Peking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is an obviousquestion in the study of Kafka. Why can such a unique Kafka become a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people？ The article is mainly based on Benjamin’sinterpretation of Kafka，focusing on exploring the spiritual crisis that Kafkais facing. Firstly， byinterpreting Kafka’s “Prometheu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Kafka’s“Wahrheit”， and links itto the cognitive crisis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It is concludedthat Kafka’s difficulty inunderstanding truth is the loss of truth content. Secondly， through theanalysis of Kafka’s essays and diaries， the representative characterof “Abraham” wasfound. The ternarystructure of “external reality， the self （innerheart） and universaltruth” in Kafka’s lifewas summarized as well asthe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Finally， byinterpreting Kafka’s texts， thispaper analyzes how Kafka tried to ease the crisis through writing， thespecific content of his “Konstruktion”， and failure of writing.

Key words： Kafka；Spiritual Crisis；Writing； Konstruktion

责任编辑：陈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