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生态批评视域下《洪水之年》解读

物质生态批评视域下《洪水之年》解读

乌红萍

［摘要］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洪水之年》以瘟疫叙事为主要框架，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复杂语境下资本、病毒和人类中心主义三种暴力三位一体结合的恶托邦时代寓言​‍‌‍​‍‌‍‌‍​‍​‍‌‍​‍‌‍​‍​‍‌‍​‍‌​‍​‍​‍‌‍​‍​‍​‍‌‍‌‍‌‍‌‍​‍‌‍​‍​​‍​‍​‍​‍​‍​‍​‍‌‍​‍‌‍​‍‌‍‌‍‌‍​。这一深刻的时代寓言借助人和非人类存在物被病毒入侵时同等的脆弱性和病毒的跨肉身性传播质疑了人类例外论的错误观念，消解了身体与环境的界限，突出强调了人和非人类物质荣辱与共的内在关系​‍‌‍​‍‌‍‌‍​‍​‍‌‍​‍‌‍​‍​‍‌‍​‍‌​‍​‍​‍‌‍​‍​‍​‍‌‍‌‍‌‍‌‍​‍‌‍​‍​​‍​‍​‍​‍​‍​‍​‍‌‍​‍‌‍​‍‌‍‌‍‌‍​。突出强调了在僵化的资本主义语境下，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性暴力和资本的强制性暴力是一切生态不公正产生的根源​‍‌‍​‍‌‍‌‍​‍​‍‌‍​‍‌‍​‍​‍‌‍​‍‌​‍​‍​‍‌‍​‍​‍​‍‌‍‌‍‌‍‌‍​‍‌‍​‍​​‍​‍​‍​‍​‍​‍​‍‌‍​‍‌‍​‍‌‍‌‍‌‍​。

［关键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洪水之年》；生态暴力；资本；病毒

《洪水之年》是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疯狂亚当”系列三部曲之一，主要基于晚期北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语境，透过瘟疫与生态叙事，从两位女性的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科技发展与环境危机的复杂联系。通过描写生态灾难，作者深刻揭露了当今甚至未来西方资本暴力的强大破坏性，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气候灾难下后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切担忧。小说中特权阶层借助病毒的施动性、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性和资本的驱动性对自身以外物种实施了三重极端不公正行为，之所以将其定义为“生态暴力”，是因为作为特权阶层的人类“我”对作为“他者”的生态系统的存在物造成直接破坏的行为方式具有极端性。这种极端性是在过程性和渐进性的行为中生成的，是一种十分隐蔽的慢暴力。

一、自然暴力：病毒的施动性

物质生态批评认为，人和非人类存在物都是物质，世界是一张由互相构成、互相影响的物质互动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物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是”，而是一种主动变化的“生成”，这种生成主要取决于物质的施事能力，施事能力具有普适性，本质上是一种“行动力”，并非人类所独有。笛卡尔等哲学家所声称的人类的“思考能力”“理性”等也并不能作为施事能力的评价标准。这种施事能力的普适性不仅挑战了人类例外论，更是意在强调人类作为有伦理选择能力的主体，应对有自身善的道德实体予以伦理关怀。《洪水之年》中的病毒作为“上帝造物中最微小的天使，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执行他的不可测度的任务”［1］22，对人和非人类存在物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小说中托比母亲的身体就是典型的有毒身体，由于不知荷尔史威瑟公司研制的健康补充剂里带有慢性病毒而长期服用，导致其体内包含着至少“体重一半”［1］107的病毒。病毒的长期累积导致了她不可描述的死亡，从而病毒将自己的施事能力发挥到极致。除此之外，病毒的施事能力还通过入侵转基因动物得以体现。通过将水痘病毒植入黄蜂体内，使携带水痘病毒的黄蜂进入鸡肉球生产装置，鸡肉球生产装置类似于养鸡场，最终危及食用鸡肉的消费者的健康。病毒的入侵不仅损害了物种原有的基因排列，而且损害了物种的完整性。病毒在不断生成变化中与人和非人类的身体进行着微妙且复杂的内在互动，病毒在人类身体内的流动共存以及病毒在人和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同等入侵，说明人和其他非人类存在物是一样的物质实体，在被入侵时同样具有脆弱性。这种同等性质疑了人类例外论的观点，挑战了人文主义者所坚持认为的人的生物本体论地位，证实了人类并不优越于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存在物。

斯黛西·阿莱莫认为，“由物质构成的人类最终与环境不可分割”［2］2，并提出了“跨肉身性”的概念，意指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啮合”［3］31和永不停歇的“横向”而非“层级”［4］84的物质交换。在小说中，荷尔史威瑟公司研制的病毒不仅能使人和转基因动物中毒，而且通过空气传播能使其他未曾服用带有该病毒健康补充剂的人和未曾注射病毒的转基因动物中毒。为了避免被空气中存在的病毒所感染，托比在锁门关窗后，依旧觉得“这些屏障也不能保障安全，每一处空隙都在邀请入侵”［1］5。在出门时，她也总是全副武装“喷上超级D杀虫剂”［1］17，因为托比意识到空气中流动的传染性病毒并不是一场普通的流行病，毒性物质会经由空气、水入侵身体，最终“无人能在富集毒素的物质世界中独善其身”［5］。对于那些有毒身体来说，身体与环境之间的边界在病毒入侵过程中慢慢被消解，如果想要保护体内的生态系统就得先保护体外的生态系统，身体并不是孤立于环境的存在，而是嵌入或存在于环境中的。

尼克松提出“慢暴力”这一概念来揭示毒性物质对人类和自然隐蔽无形、逐渐累积的侵害，意指一种“逐渐发生的、看不见的、穿越时空的、具有延迟破坏性的暴力行为”［6］。病毒的慢暴力使长期服用健康补充剂的托比母亲最终恶性死亡。根据托比好朋友皮拉的推测，托比母亲的体内至少包含着“体重一半”［1］107的维他命补充剂，由于托比母亲会每日服用这种补充剂，因而这种长时间累积的病毒最终导致了托比母亲的死亡。时间尺度的延展性充分揭示出病毒慢暴力的危害性。就像皮拉指出的那样，该“公司制造的药物是死者的食粮”［1］107，其导致的死不是正常的死，而是更坏的那种——‘活死人’，是‘邪恶之物’”［1］108。

《洪水之年》借助具有施事能力的病毒在入侵人类和非人类身体时同等的脆弱性质疑了人类例外论，严峻地挑战了人的生物本体论地位。由于病毒在空气中的跨肉身性传播，身体和自然的界限被逐渐消解，病毒的慢暴力通过时间的延展性得以体现，并揭示出隐藏在特权阶层阴谋背后的复杂和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二、精神暴力：误解的生态关系

作为西方文化发展的源头，《圣经》对人类产生的影响是根源性的。人类对《圣经》的误解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错误思想的形成。长期以来，这种对《圣经》的误解使人类为自身的暴力行为赋予了教义上的合法性，却忽略了动物的生存价值对人类自身的重要意义——人类只有在和非人类物种的联系中才能确定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人性价值，之所以能够获得真正的人性，源自人类与其定义的他者之间的互动，而非孤立的存在。一旦动物被剥夺了生存价值，那么人类的生存、主体性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因而人类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其根源就在于自身错误的文化系统和价值观。《洪水之年》中生态宗教组织领导人亚当第一对《圣经》教义的重新解读，意在暗指正是这种缺席式在场的隐性人类中心主义精神暴力促使特权阶层把自己视为优越于其他人和非人类存在物的中心，而且基于此将其他自然存在物他者化，并施以各种不公正的暴力行为。

荷尔史威瑟公司基于基因编辑技术对动物实施的极端暴力行为，忽视了动物自身的固有价值，凸显了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精神暴力。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向自然索求生活资料的媒介，不应该被用作剥夺动物和非特权阶层生命自主权与独立存在权他者化的工具。为了攫取巨额资本，荷尔史威瑟公司基于基因编辑技术对动物进行了各种不公正实验，如为了提高鸡肉产量而研制的“鸡球”，为了丰盈假发市场而研发的魔发羊，为了培养宠物研发的浣熊，为了器官移植研制有多个器官的器官猪，为了政治目的在蜜蜂体内植入监视器使之变为生化间谍蜂等。特权阶层的这些行为对动物的身体产生了极大的伤害。这些并非基于动物自身意愿的伤害行为，本质上就是人对动物实施的暴力，人类也因此严重玷污了自己神圣的管理职责。除此之外，特权阶层在极端化的个人利益中心的导向下，将自己排除在人类伦理关怀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之外，无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并最终不得不自食恶果。为了测试保健品毒性和药品是否能够确保长生不老，该公司将在“汇鳞”上班的女性当作测试工具，当特权阶层对非特权阶层施加的行为极端化到非特权阶层他者身份崩溃的时候，特权阶层最终也感染病毒、自食恶果，自身的主体性身份也随之丧失。

生态宗教组织园丁们对动物的尊重与爱护与这些特权阶层任意地生杀予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讽与张力。秘密汉堡店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不知道“汉堡用的究竟是哪种动物蛋白质”［1］35，他们肆意将各种动物的蛋白质作为原料［1］35，充分体现了为了金钱而忽略其他动物内在价值和他人生命健康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而上帝花园组织从一开始就重新阐释了《圣经》中人和其他存在物的关系，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清晰而正确的认知，所以他们的行为都是符合万物平等、尊重生命的伦理道德的。他们反对吃肉，爱护动植物，也能够基于“人口过剩”和“邪恶堕落”这样的现实情形准确地预测未来那场大灾难。

《洪水之年》向读者揭示了人类的过度贪婪会导致堕落，人类对自身和自然关系的错误认知是人类对动物实施非正义、玷污自身神圣管理工作的根本所在。因此，在小说的最后部分，阿特伍德请求除去人们内心当中的骄傲，除去侵凌、愤怒和贪婪，承认人和动物的同源性，强烈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行为​‍‌‍​‍‌‍‌‍​‍​‍‌‍​‍‌‍​‍​‍‌‍​‍‌​‍​‍​‍‌‍​‍​‍​‍‌‍‌‍‌‍‌‍​‍‌‍​‍​​‍​‍​‍​‍​‍​‍​‍‌‍​‍‌‍​‍‌‍‌‍‌‍​。

三、资本暴力：社会生态破坏的驱动力

资本与生俱来的暴力特性是《洪水之年》中人和非人类物种遭受生存威胁的最直接原因，资本与政治的勾结不仅使违法者的行为逃离了“伦理监督”［7］，而且使其对社会生态的破坏变得不受约束。小说中，国家的政治法律职能由疯狂追求非法巨额利润的荷尔史威瑟公司的公司警承担，其不仅对该公司不择手段攫取超额利润造成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的破坏视而不见，而且其本身追求资本无限扩张的野心促使其对社会环境、物种实施了隐性暴力，不仅造成了自身作为施暴者的人性畸变，而且当追求巨额利润的本性膨胀到极致化时，其甚至对人类同胞大下毒手，最终导致了一系列反社会的破坏活动。

小说中无处不在的资本对普通民众以及那些为资本本身服务的人的操纵，使人类从有自主选择能力的主体沦落为供垄断资本统治阶层践踏的客体，成为资本暴力下的奴役品。小说中托比的父亲是一名普通职员，母亲经营着ー家荷尔史威瑟补充剂专卖店，在地产开发商以诱人价格提出收购其所在土地之前，全家幸福地居住在生态环境良好的地方。但在拒绝收购请求后，接二连三的收购威胁不断迫害着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托比的父亲丢失工作，新工作极度缩水的工资也无法支付其母亲高昂的治疗费用。荷尔史威瑟公司借以治疗的名义反而像吸血虫那样消耗掉了其家庭全部的财产。即使其母亲是荷尔史威瑟公司健康剂的“忠实用户”［1］28，也未曾逃过被当作“烧钱机器”［1］35的厄运。而且那些为资本本身服务的人也难逃资本暴力的操控，他们努力创造的科技成果不仅被用作反社会的破坏性活动，更是让其自身玩火自焚。作为荷尔史威瑟公司的工作人员，虽然他们的物质生活有保障，但要为了确保自己不被绑架、暗杀或驱逐出特权阶层，就要违背良知与正义，配合公司的超级利润追求，把自己变成赚取利润的机器，承受资本的生杀予夺。小说中瑞恩的父亲弗兰克因成天忙于工作忽略家庭，导致妻子携女儿逃离，但自己并没有因为为公司卖命而逃离被杀害的命运，不仅被受资本驱动的敌对公司的密探绑架，更糟糕的是其自己也被对方“下了药”［1］299，而这种药恰好是自己研发的那种病毒，就仿佛是自身为自身施加了资本暴力。敌对公司绑架他的目的也是为了攫取治疗那种“见效很慢但无药可治的转基因病菌的庞大治疗费用”［1］300，足见资本暴力的强大破坏性。

在资本暴力下，社会空间也被不正义地分配，严重违反了人类与其他自然存在物平等的居住权益，而且非特权阶层还要被迫承受特权阶层制造的实验垃圾的慢暴力。小说中跨国公司豢养的公司警、技术精英组成的特权阶层居住在安保严密、物质丰盛的公司大院，而贫民阶层却被驱赶到堆满垃圾的“废都”，承受资本暴力下环境恶化、黑社会暴力等多种恶果。这种资本暴力下不平等的居住空间的划分带给托比的感受是最强烈的。在父母双亡之前，其居住在环境良好的公司大院，但被迫到“废都”生活后，空气中总是“有股烧火味儿，混合着焦糖、沥青、变质烤肉的酸味，自从开始下雨后，还夹杂了雨中烧垃圾的灰腻味儿”［1］3。除此之外，资本暴力驱动下的科技成为反社会破坏性活动的最有效的工具。在不同历史阶段，文明对自然的干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洪水之年》中受资本暴力推动的基因技术的发展远远超出有益于生命的合理限度，失控的基因技术不再是造福人类的文明，而是一支人类投向自己和其他物种的毒箭，因而缺乏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如梭罗所言：“我们正在成为我们工具的工具。”［8］掌握着基因技术的荷尔史威瑟公司为了攫取巨额非法资本，非法私售夹杂着慢性病毒的保健品——喜福多，对长期服用的人产生了致命威胁，更是最终导致了这场“无水的洪水”的瘟疫爆发。

四、结语

资本主义语境下的生态暴力其实是由病毒物质的跨肉身性暴力、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资本暴力和人类中心主义精神暴力三位一体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自然、社会、精神生态结合下生态暴力的复杂性。人类中心主义的精神暴力是造成生态灾难的根本，资本暴力是驱动，病毒暴力是具体体现。阿特伍德通过引入人在生态灾难面前和非人类存在物相似的受害性来揭示特权阶层持有的人类例外论的错误观念，解构了人和非人类物种之间稳定的生态界限，并承认了非人类物种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阿特伍德让生态宗教组织成员成为地球上唯一的幸存者，充分说明只有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暴力的藩篱，尊重人和非人类存在物构成的后人类共同体，生命物质才能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洪水之年［M］.陈晓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2］Alaimo， Stacy. BodilyNature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Self［M］. Indianan UP，2010.

［3］王晓华.有机共同体、跨肉身性与城市文化的重建：基于生态学视角的反思［J］.文化研究，2017（4）：29-42.

［4］Serenella Iovino， SerpilOppermann. Material Ecocriticism［M］. Indianan UP，2014.

［5］刘娜.生态批评视野中的毒性话语［J］.江西社会科学，2019，39（7）：231-238.

［6］Nixon，Rob. Slow violence and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M］. Harvard UP， 2011.

［7］孙金琳.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基因编辑技术伦理：以《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和《疯癫亚当》为例［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3）：61-65.

［8］左高山.“隐蔽的暴力”：对生态暴力的哲学反思［J］.求索，2005（1）：110-111，159.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