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而复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一部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社会中的命运及革命人物成长过程的优秀作品

1952 年夏，周而复开始动笔创作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到1954 年3月13 日写完第一部，1957 年11 月12 日改完，1958 年3 月24 日发表在《收获》第2 期。5 月，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描写了民族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1954 年，作者创作了小说的第二部，1956 年9 月3 日写完，1961 年前后，部分章节在文艺刊物发表并在《北京晚报》连载，1961 年冬出版单行本，描写了工人阶级打退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攻，开展“五反”运动的事情。1962 年4 月12 日创作好第三部二稿，1965 年交出版社，因为有些章节要修改，从出版社取了回来，还没有改好，“文革”开始了，直到1979 年春，小说才在复刊的《收获》第1 期和第2 期刊载，描写了民主改革;第四部于1976年11 月改出二稿，1979 年冬在《新苑》文学季刊发表，描写了公私合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情。四部小说的主人公是民族工业资本家徐义德。上海解放前夕，徐义德将大量资产转移到中国香港和美国，为自己留好退路。上海解放后，他舍不得家产，没有走逃亡香港的退路。他希望抗美援朝失败，期待新中国的局面在不久后改变。他通过梅佐贤贿赂税局驻厂干部方宇来窃取情报，在政府决定提高税率之前，他打着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招牌，不顾工人生命安全，要求工人加班加点，为自己谋取私利。为了抵制政府统一收购纱布的政策，徐义德在“星二聚餐会”中鼓动资本家提出统配统销，向政府要原料，向人民银行要资金，企图把原料不足和资金短缺的问题转嫁到政府身上。“五反”运动开始后，他以退为进，以没有资金为理由，企图停薪停伙停工。“五反”运动结束后，他又迟迟不补交税款，而是打着增加工人工资的名义，将工会置于工人的对立面，企图扰乱形势，抗拒改造。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产，徐义德费尽了心机，耍尽了伎俩，但这些阴谋最终还是被党组织和工会识破，他最后才不得不在势不可当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面前低头退让，加入公私合营的队伍之中。“文革”前，在文艺社会学批评方法的指导下，人们对于《上海的早晨》的评价多为较客观的文本分析，认为它是一部继茅盾的《子夜》之后，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命运以及反映革命人物成长过程的成功作品。“文革”中，主要批判小说美化了资产阶级、丑化了工人阶级，企图阴谋复辟资本主义云云。1970 年1 月24 日，在张春桥的策划与指挥下，上海市委写作组又以“丁学雷”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继续诬陷《上海的早晨》是“毒草”，并把桑伟川的文章打成是为毒草翻案的“毒草文章”，从而在上海制造了“桑伟川事件”。在此前此后四个月时间内，上海文教系统和有关单位以及郊区组成了“批桑”班子，对桑伟川连续召开了290 多次大型批斗会。桑伟川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投进监狱长达七年之久。1978 年8 月11 日，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新时期以来，随着比较研究、文化研究、接受研究等新方法的运用，人们对于《上海的早晨》的研究视野得到了拓展，观点也逐步出新。评论界开始尝试用审美、经济、人物形象塑造、革命意识形态背后的思想史渊源、革命与浮华并置的空间叙述特点、“物质性”和“反物质”、焦虑与浮华、“革命与现代”等多种视角去评价它。在一些文学史教材中，基本对它作了肯定性的评价，比如1982 年22 所院校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认为《上海的早晨》的意义在于它的宏大叙事;1984 年华中师范学院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认为《上海的早晨》有着鲜明的主题、多线索并行发展的结构及刻画的资本家的形象具有丰富性等优点，但也认为小说的不少人物的个性特征缺乏，应该说归纳得比较到位。1999 年，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 年》指出《上海的早晨》具有“不容忽视的象征意义”，即自《上海的早晨》之后，“中国的城市文学也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同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指出周而复是依据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论述来设计人物性格的，不过，仍为我们“提供了50 年代初期城市生活的某些状况，尤其是围绕资产者的日常生活、经济活动的图景，和城市在改造过程中，原先城市中心力量在迅速边缘化过程中的复杂反应”。在1999 年的上述两部文学史中，对《上海的早晨》的评价都比较公允而有创见。¹

1 参阅郭传梅《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研究述评》,《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