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　（1957）——1957年加缪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

我以深深的谢意来接受贵学院如此慷慨地给予我的荣誉，尤其是当我认识到，这份奖励远远高于我个人的成绩的时候​‍‌‍​‍‌‍‌‍​‍​‍‌‍​‍‌‍​‍​‍‌‍​‍‌​‍​‍​‍‌‍​‍​‍​‍‌‍‌‍‌‍‌‍​‍‌‍​‍​​‍​‍​‍​‍​‍​‍​‍‌‍​‍‌‍​‍‌‍‌‍‌‍​。

每个人都希望获得肯定，艺术家更是如此，我也同样​‍‌‍​‍‌‍‌‍​‍​‍‌‍​‍‌‍​‍​‍‌‍​‍‌​‍​‍​‍‌‍​‍​‍​‍‌‍‌‍‌‍‌‍​‍‌‍​‍​​‍​‍​‍​‍​‍​‍​‍‌‍​‍‌‍​‍‌‍‌‍‌‍​。只有将你们的决定和它对我产生的震动加以比较，我才能深刻领会其意义​‍‌‍​‍‌‍‌‍​‍​‍‌‍​‍‌‍​‍​‍‌‍​‍‌​‍​‍​‍‌‍​‍​‍​‍‌‍‌‍‌‍‌‍​‍‌‍​‍​​‍​‍​‍​‍​‍​‍​‍‌‍​‍‌‍​‍‌‍‌‍‌‍​。对于一个仍旧年轻、唯一的财富就是怀疑精神的人，一个作品尚未成熟、惯于在工作中孤独地生活的人，一个回避友情的人，当他突然在孤单与沉思中被置于荣誉的耀眼光芒之中，他怎么能够不感到恐慌？而当欧洲其他的作家，包括那些最伟大的作家，被勒令沉默，甚至在他们的祖国遭受不幸之际仍被迫缄口，在这种时候，他的内心之复杂，是可以相见的。我就感到了这种震惊与慌乱。为了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我只能接受这份幸运。

尽管我的成就远远配不上这份荣誉，但我发现，我唯一的支柱就是那终生支持我，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都未曾抛弃我的信念，这信念就是我对艺术和作家作用的看法。让我怀着感激与友好的心情，向各位尽可能简短地表达这些看法。

对我来说，没有艺术便无法生活。但我从不把它置于一切之上。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之所以需要它，是因为我无法把艺术和我的同胞分开，因为正是艺术，允许我这样一个人和我的同胞生活在一起。艺术是一种手段，能使我让同胞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生活的真实处境，激励他们去奋斗。它使艺术家和同胞们结为一体，并遵从最朴素与最普通的真理与事实。那些自认为与众不同而选择艺术为终身职业的人，不久就会明白，除非他承认自己与别人一样，否则，他便不能保持他的艺术，也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特之处。一个艺术家，在他感受到他所不曾有的美感，他所无法摆脱的人际关系时，它便将自己和他人融为一体了。

真正的艺术家是不能轻视任何东西的；他们的责任与其是论断，而不如说是去了解。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他们必须站在某一边时，他们或许只能站在尼采所说的、由创造者而不是由法官来统治的社会，不论这创造者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说，一名作家具有无法推卸的责任。正因为他是一名作家，在当今这个时代，他就不能去为那些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只能去为那些忍受历史的人服务，否则，他将陷于孤独，它的艺术也将被剥夺。即使他紧跟暴君，而且越是他紧跟暴君，它的孤立地位就越不可挽回，这是任何强权与暴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一个默默无言的囚犯的沉默，却足以把他从这种放逐中解救出来，最起码，当他享有自由的时候，努力不去忘记这沉默并用艺术把它传达出来，这就能使他摆脱孤立。虽然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自诩能独自承担这一任务，但是，在人生的各种环境中，无论在短暂的声望的顶峰，还是在专制者的监牢中，或是在言论自由的时刻，作家只有全身心地为真理和为自由奋斗，它的作品才能因此而伟大，才能获得亿万民众的心，赢得他们的承认。作家的职责，就是团结大多数人民。他的艺术不应屈服于一切谎言和奴役；因为无论谎言和奴役如何占据统治地位，终将陷于孤立。不论我们有多少弱点，但我们的作品的崇高之处，我们作品的价值，永远植根于两项艰巨的誓言：对于我们明知之事决不说谎；努力反抗压迫。

在近20多年的疯狂的历史中，在时代巨大的变化面前，和同代人一样陷于绝望迷惘境地的我，却一直受到一种源于内心深处的信念的支撑：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写作，是一种光荣，因为写作是一种誓言，一种不仅仅是为了写作的誓言。面对我个人的力量和我的存在，我认识到，写作，是一种和我共同经历过同一历史时期的人们，一起忍受我们相同的悲惨和希望的誓言。这些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希特勒上台和第一次革命浪潮初起时正值青春年少；在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遍布酷刑、拷打和集中营的时代，完成了他们的教育。正是这些人，在今天，必须在一个面临核武器威胁的世界里生儿育女，从事创作。对于这样一些人，没人能强求他们成为乐观主义者。我甚至认为，我们应该去理解那些在极端绝望中陷于堕落和倾向虚无主义的人们。然而事实上，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拒绝了这种虚无主义，在我的国家或整个欧洲，投身于对人类正义的追求。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种生活在这个灾难的时代所必需的艺术，给我们再生的力量，并且坦然地和那在我们的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死亡的本能，作不懈的斗争。

毫无疑问，每一代人都有改造世界的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则更为艰巨，我们不是要改造世界，而是要阻止世界的毁灭。我们继承的是个腐败的历史，这历史混合了堕落的革命、误入歧途的科技、死亡的幽灵、陈旧的意识形态；人自身的力量已足以把一切摧毁，却不知道如何说服他人；人的智慧已堕落为仇恨和压迫的工具。作为这个腐败历史的继承人，我们这一代必须从否定自我出发，在内心与外部世界重新建立起生命与死亡的尊严。在这个濒临分崩离析、万劫不复的死亡之境的世界中，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知道，当我们与时间疯狂的赛跑的时候，应该重新调和劳动与文化，并跟世界上所有的人携起手来，重新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共同遵守的誓约。这一代人能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尚难确定，但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许多人起来为真理和自由而战，并随时准备为之献身。对于这种斗争，尤其是这种牺牲，无论何时何地，都值得我们为之致敬和支持。我愿将今天颁给我的这项荣誉，转赠给我们这一代人，相信大家会赞成的。

同时，在谈论过作家所从事的艺术的高尚之处以后，我们有必要还作家本来面目。除了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们所共同的东西以外，它没有任何别的权利。他很脆弱，却又顽固；他不公正，却又热切地寻求公正；他默默地从事着自己的劳动，既不以为耻，又不以为傲；他在无休止的痛苦与美的冲突中被撕裂，最后，他努力在毁灭的历史中树立起永恒的不朽之作。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我们怎能要求他具有完美的道德呢？真理是神秘的，难以捉摸的，永远需要我们去把握。自由是危险的，它固然令人鼓舞，但同样令人感到难以驾驭。我们必须向着这两个目标前进，虽然面临痛苦，但依然坚定不移，做好在这漫长征途上迎接挫折的准备。

现在，哪一个作家敢于坦然地以美德的布道者自居？至于我，我必须再一次申明，我不够这个资格。我从来没能摆脱过伴随我成长的光明，生活的快乐和自由。这种情绪固然可能导致我犯很多错误，但无疑它也帮助了我，是我能对自己的艺术有更深的了解。现在，它更帮助我支持和理解那些默默承受命运的人们，他们之所以能承受一切不幸，能够活下去，只是因为他们能够记住往日短暂而快乐的时光​‍‌‍​‍‌‍‌‍​‍​‍‌‍​‍‌‍​‍​‍‌‍​‍‌​‍​‍​‍‌‍​‍​‍​‍‌‍‌‍‌‍‌‍​‍‌‍​‍​​‍​‍​‍​‍​‍​‍​‍‌‍​‍‌‍​‍‌‍‌‍‌‍​。

现在，在我原原本本地坦白了我的浅薄、我得益于他人之处和我的艰难处境之后，我可以比较坦然地说：我之所以接受各位如此宽厚的赠与我的荣誉，是因为，我把这荣誉当作对我们这一代所有那些进行同样战斗却没有任何权利，而只遭受到不幸与迫害的人们的致敬。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各位，并向各位说出那自古以来每个真诚的艺术家每天向自己发出的诺言，这便是：忠实。

阿尔贝·加缪（1913年——1960年），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荒谬主义”文学的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