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瑞典文学院干杯　（1909）——1909年12月10日拉格洛夫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

几天前，晚霞散尽的时刻，我登上了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列车​‍‌‍​‍‌‍‌‍​‍​‍‌‍​‍‌‍​‍​‍‌‍​‍‌​‍​‍​‍‌‍​‍​‍​‍‌‍‌‍‌‍‌‍​‍‌‍​‍​​‍​‍​‍​‍​‍​‍​‍‌‍​‍‌‍​‍‌‍‌‍‌‍​。车厢内灯光幽暗，车窗外暮色沉沉，疲惫的旅客们早已休息，只有我静静地坐着，独自听着火车撞击铁轨发出的吭吭声响​‍‌‍​‍‌‍‌‍​‍​‍‌‍​‍‌‍​‍​‍‌‍​‍‌​‍​‍​‍‌‍​‍​‍​‍‌‍‌‍‌‍‌‍​‍‌‍​‍​​‍​‍​‍​‍​‍​‍​‍‌‍​‍‌‍​‍‌‍‌‍‌‍​。

我的思绪飞向了过往，从前去斯德哥尔摩旅行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那时候我大都是为了去办一些麻烦事——去参加一场考试，或为书稿找一家出版商，等等……但是这一次，我是为了领到诺贝尔文学奖，这对我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整个秋天，我离群索居于韦姆兰的一幢老房子里面，而现在我却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我已经习惯了孤独隐遁的生活，对于喧闹繁华的场面非常不适应。一想到要面对这么多人，我的第一感觉是惶恐。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的内心深处，仍然对接受这样的殊荣充满了欣喜。我能够想象到那些分享我幸运的人们的高兴的脸。他们中有我好的朋友，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年迈的母亲——我的母亲她一直在她的老家居住，在她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天真是令人欣慰的事。

同时，我也想起了我的父亲。只是那是一种深切的悲哀，——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再也无法走到他身边，告诉他我获奖的喜讯。我知道没有一个人会比他那些听到这个喜讯后更加兴奋了。我从未见像他那样的人，那样酷爱文学作品并尊敬那文字的作者。我真心希望他在天之灵能知晓我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啊，我还是无法亲自告诉他这一消息，这是我心中最大的遗憾。

有过在奔驰的列车中过夜的经验的人都知道，当列车毫无震颤地平稳滑行，万籁俱寂中，“咔嚓，咔嚓”的车轮转动声变成了节奏安详的旋律，它能抚平人们心中的一切烦恼和忧虑。这时，蒙眬入睡的旅客往往会产生在浩瀚的宇宙中飞翔、飘浮的感觉。是呀，我当时就有这种感觉。恍惚中，我坠入了幻想——我也许是搭车前往天国，和父亲去重逢！火车是行驶得那么轻快，像是驾虚凌空一般，而我的思绪比列车的速度更快。

父亲像往常那样，坐在前廊的摇椅上，面对着阳光明媚、鲜花盛开、小鸟啾啾的庭园。他正念着《弗里提奥夫萨迦》。当他看到我时，便放下书，把眼镜高高地推到前额上，从椅上站起，朝我走来。他或许会说：“你好，我的女儿，见到你很高兴！”或许会说：“嗨，你来啦！你好吗？我的孩子！”——这些都是他以往常说的。

然后他重新坐上摇椅，揣测我为什么会来看他。“孩子，你一定碰到什么困难了！”他会这样突然地问道。“不，父亲，我一切都很好。”我回答，想把这好消息告诉他。可话到舌尖又咽了回去，我想把它说得含蓄点。“我是来向您讨个主意的，父亲，”我说：“因为我欠了一大笔债。”

“如果是为这件事找我，我恐怕爱莫能助。在这天国，虽说样子很像韦姆兰老家，什么东西都不缺，可就是没有金钱。”

“我欠下的不是钱，父亲。”我会这样说。“那更糟糕，”父亲说，“你还是从头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我的女儿。”“我想求你帮忙不算过分，因为这是您开的头，父亲。您还记得吗？您以前常弹钢琴、唱贝尔曼的歌给孩子们听。每年冬天，您至少让我们朗诵两回泰格奈尔、鲁内贝黑和安德森的作品，不是吗？我现在欠的债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父亲，就是您使我喜欢上那些童话故事与英雄传奇，热爱我们的国家，无论在贫富荣辱、顺境逆境中都要热爱人生，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偿还这笔债。”

父亲一定会从椅子上站起来，点头微笑，显出非常放心的神态，说：“能够使你欠上这笔债，我倒是很高兴的。”

“是呀，父亲！但问题是，您还不了解我欠下了多少债！”我说：“使我获益匪浅的人可真不少呀！父亲，还在您年富力强的时候，就常有一些贫穷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艺人，在韦姆兰演唱歌曲和表演喜剧，他们的粗犷、欢闹的街头艺术，使我增长了不少见识。还有那些森林边上的灰色小农舍里，老爷爷、老奶奶曾在我童稚的心灵里灌输了许多聪明、美丽的小姑娘以及小水怪、小精灵的故事，他们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们使我懂得，冷峻的岩石、幽暗的森林，是那么的富有诗意。再想想那些隐居在幽静的修道院里的那些脸色苍白、颧骨高耸的神职人员讲的传奇故事吧！他们讲述亲眼见到的怪诞景象和亲耳听到的奇妙声音，令人难以忘怀。我在作品中借用了他们那些口头创作的故事。还有我们那些徒步走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农民，他们这一非凡的举动为我提供了很多的创造素材。难道我不曾欠下他们的债吗？不仅我欠了人间的债，对大自然，我也欠了债。因为，飞禽走兽、树木森林、鲜花青草，无不向我吐露了他们的秘密，无不便我的创作得益。”

父亲脸上绽露出笑容，显示出一点都不担心的神色。“难道你不明白，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我说道，表情越发沉重，“在人世间，没有人说得出我怎样才能还清这笔债，但我相信身在天国中的您有办法帮助我​‍‌‍​‍‌‍‌‍​‍​‍‌‍​‍‌‍​‍​‍‌‍​‍‌​‍​‍​‍‌‍​‍​‍​‍‌‍‌‍‌‍‌‍​‍‌‍​‍​​‍​‍​‍​‍​‍​‍​‍‌‍​‍‌‍​‍‌‍‌‍‌‍​。”

“是的，我会帮助你。”父亲说道，神色仍然像往常那样漫不经心的从容自如，“别担心，孩子，你的困难总会有法子解决的。”

“父亲，可我的债还不止这些呢！那些创造了我们的文字、语言，并把它铸成那么称心如意的工具，那些教会我写一手漂亮的瑞典文的人，也是我的债主。还有，那些把写作变成一门艺术的先驱者，在我们时代之前的散文、韵文好手，对在我孩提时代就受其恩惠的我国的、挪威的大作家们，我不是也负债累累吗？我有幸躬逢其盛，生活在我国文学的鼎盛时期，文坛泰斗与后起之秀都以呕心沥血的作品滋养了我，激发我的想象力，砥砺我投身文学事业，使我的梦想结出丰硕的果实，难道我不欠了他们的恩泽之债吗？”

“是呀，是呀。”父亲说是，“你说的对，你果然债台高筑，但不要担心，我们总得找出个还债的办法。”

“父亲，我认为您还不了解这对我有多么困难。我还承受了我的读者对我的多大恩情，从派我去南方旅行的年迈的国王与他的小王子，到读了《骑鹅历险记》之后用童稚的笔迹写信向我致意的小读者，我实在欠了无法偿还的债。要是没有人读我的书，我岂不是一事无成？我也不会忘记写文章评论我的人士。一位丹麦的著名评论家仅写了几句话，就为我在那个国家赢得众多的读者。而在他之前，还没有文学批评家如此炉火纯青，把胆汁般的批评与佳肴般的褒扬融合起来，谆谆地教诲我。可惜现在他已谢世。还有在国外为我写文章的那些人，无论是赞扬或批评都是对我的鞭策。”

“是的，是的。”父亲虽仍是这样说，但我的神色凝重起来，他一定开始明白，我的难处还不好办呢！

“我会记住助过我一臂之力的人们，父亲，”我说，“感谢我忠诚的朋友赛尔德，当我还默默无闻时，就为我四出奔波，帮我打开事业的大门。我的好朋友、旅伴，不仅带我去南方，看到许多珍贵的艺术品，而且使生活本身更愉快幸福，使我拥有伟大的爱、崇高的荣誉和名声。这些情谊叫我如何报答？父亲，您明白我为什么要求助于您了吗？”

父亲低头陷入了沉思，似乎不那么有信心了。“我同意你所说的，我的女儿，要帮你解决这些麻烦，还不容易。不过，除此之外，你大概没有再欠别人债了吧！”

“唉，父亲，前面所说的债务已经使我难以偿还了，可是我最大的一笔债务还没说呢！这就是我特意来听取您指点的原因。”

“我真不明白你怎么旧债未了，又背上了新债！”父亲不解地说。

“事情是这样的，”我回答说，接着把获奖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我简直不敢相信，皇家科学院。”父亲吃惊地看着我，从我的表情中他觉察到，这一切是千真万确的。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因喜悦而颤动着，眼中满是泪水。

“对于提名我当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和授奖决策人，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父亲，他们给我的不仅是名誉与金钱，他们对我充分信任才把我拔擢出来，把我的名字传问全世界！我怎样才能偿付这笔天大的债务！”

父亲一言不发地坐着，他的手擦着兴奋的泪花。他举起拳头捶着摇椅的扶手，对我说：“这些债务无论天上或人间都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我也不必伤透脑筋了！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我高兴都来不及了，顾不上担心别的了！”

尊敬的国王陛下，尊敬的王储殿下，女士们、先生们——在我没有找到更好的回答之前，我只能荣幸地请你们与我一起，为瑞典文学院干杯！

塞尔玛·拉格洛夫（1858年——1940年），又译名塞尔玛·拉格洛芙。女作家，瑞典人。1909年因为“由于她作品中特有的高贵的理想主义。丰饶的想象力、平易而优美的风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是瑞典第一位得到这一荣誉的作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这一文学奖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