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想创造人类世界　（1916）——1916年，泰戈尔访问美国时的演说

人类的历史是随着它所遭遇的困难而形成的​‍‌‍​‍‌‍‌‍​‍​‍‌‍​‍‌‍​‍​‍‌‍​‍‌​‍​‍​‍‌‍​‍​‍​‍‌‍‌‍‌‍‌‍​‍‌‍​‍​​‍​‍​‍​‍​‍​‍​‍‌‍​‍‌‍​‍‌‍‌‍‌‍​。世界上各族人民遇到的困难各不相同，因此，克服困难的方法也不一样​‍‌‍​‍‌‍‌‍​‍​‍‌‍​‍‌‍​‍​‍‌‍​‍‌​‍​‍​‍‌‍​‍​‍​‍‌‍‌‍‌‍‌‍​‍‌‍​‍​​‍​‍​‍​‍​‍​‍​‍‌‍​‍‌‍​‍‌‍‌‍‌‍​。但是，人类在面临困难时，不能不承认自己是人类，有责任发挥人类本性所具有的较高的智能​‍‌‍​‍‌‍‌‍​‍​‍‌‍​‍‌‍​‍​‍‌‍​‍‌​‍​‍​‍‌‍​‍​‍​‍‌‍‌‍‌‍‌‍​‍‌‍​‍​​‍​‍​‍​‍​‍​‍​‍‌‍​‍‌‍​‍‌‍‌‍‌‍​。如果忽视这种责任，也许能够获得眼前的成功，可是这会使人类掉进死亡的陷阱。

在欧洲中世纪，纯朴和自然的人们力图调和肉体和精神之间的冲突。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对它的本性都起了强烈的作用，并且完整地塑造了它的道义人格。接着，是理智和科学时代。理智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它探究事物的规律，是实现人类的某种特殊用途、某种具体需要的力量。用它来满足人的需要，能得到在较短时间和更大空间内处理事情的充分好处。人的智力和物质力量增长很快，而道义的人却不得不同整个现实打交道，而不是只同事物的规律打交道，因此落在后面，这就造成了人类本性的失调：力量增大，灵魂缩小。

这种非人化的过程一直在商业和政治中进行，最后导致产生了民族。就人们在政治经济上的联合意义而言，民族就是全体居民为了机械的目的组织起来的那种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是人的自发的自我表现，它是人类关系的自然准绳，使人们能够在互相合作中发展生活理想。它也有政治的一面，但那只是为了特殊的目的，即为了自我保存。这仅仅是力量的那一方面，而不是人类理想的方面。但是，由于科学的帮助和组织的完善，这种力量开始增长，并且产生大量财富，同时，它还驱使邻近的所有社会都去追求物质繁荣。它们互相妒忌，互相惧怕，由此竞争愈演愈烈，组织发展更加庞大，自私自利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最终，它利用人的贪欲和恐惧，在社会上占据了越来越大的地盘，终于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民族导致人类永久的不和以及劳资之间无休止的冲突，使人们之间冷漠无情，在他们之间孕育着妒忌和猜疑；它使人偏离自己的道义目标，抛弃自己的完整的人性，而将自己变成阶级这部机器的部件。西方民族的文明是权力的文明，它具有排他性。一旦新民族产生，旧民族就有一种新灾祸降临的恐惧。事实上，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受其危害的不仅有从属的种族，还有本民族中生活的自由的幻想中的人们。

民族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最强烈的麻醉剂，它使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儿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在民族之间进行的这次欧洲战争是因果报应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西方已经同它自己的创造物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它已开始了它临死的剧痛。西方文明向全世界提出了严重的问题，但并未找到答案。个人和国家之间、劳资之间、男女之间、物质利益和精神生活之间、民族利益和人类崇高理想之间、与商业和国家连在一起的丑恶的错综复杂事物与人类要求单纯、美观和完全消闲的天性之间的冲突，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种尚未想象到的方式使之达于和谐。

日本不能轻松愉快地接受这种欧洲现代文明，以及它的全部脾性、方法和结构，并且认为它们是不可避免的。东方将用自己的实验改变现代文明的面貌，在有机器的地方注入生命，用人心代替冷漠的功利，用和谐和富有生气的发展以及真和美去代替权力和成功。欧洲文明是政治文明，其基础是排他的，这种文明是科学的文明，不是人类的文明。它之所以强大有力，是因为它将全部力量集中于一个目的。而东亚发展的是社会文明，是精神文明和以人类各种深厚关系为基础的文明。一切具体文明都是具体人类经验的体现。欧洲似乎强烈地感觉到宇宙间事物的冲突，认为这种冲突只能用征服加以控制，因此，它总是准备战斗，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组织力量上；而日本的民族团结则是家庭和良心的义务在宽广的空间和时间内的扩大，爱的理想深深扎根于它的文化中。这样，我不能相信，日本的崛起是由于模仿了西方。对日本来说，危险是在于看不到它的动力是来自人类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将西方民族主义的动力作为自己的动力。如果日本单纯照抄西方，那它巨大的希望就会落空。当然，我们也须避免走向另一极端，即盲目地怀疑西方的一切。

至于印度，它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与西方不同。欧洲的文明自然具有政治侵略和商业侵略的性质，因为那里有种族团结、自然资源不足，又不得不对付强大的、具有掠夺性的邻国。他们把自己完善地组织起来，并且对别人采取敌视的戒备态度，以此作为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印度有史以来一直有它自己的问题，即种族问题。尽管面临很大困难，它还是作出了努力，在种族之间进行调整，承认种族差别，寻求团结的某种基础。

欧洲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也都遇到过种族问题，但它几乎消灭了当地原有的居民，从而使问题变得简单了。但印度一开始就容忍种族的差异，而且这种容忍精神贯穿于它的全部历史，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这种容忍精神的产物。当然，可以说，印度在解决种族问题方面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但是，西方却从来不注意种族问题，你们解决种族冲突的办法，不是将外族人拒于门外，就是将他们降到奴隶地位。不管这种办法的是非曲直如何，你们不能不承认，它不是来自文明的崇高动力，而是来自贪婪和仇恨的卑鄙感情。不仅如此，你们同外族人和同自己社会里不同阶层的关系，都没有实现和谐一致。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西方来到印度是幸运的事情。可是，仍然要有人向西方介绍东方，使西方相信东方在文明历史的形式方面有它的贡献。与此同时，我也不想抛弃西方文明，闭关自守​‍‌‍​‍‌‍‌‍​‍​‍‌‍​‍‌‍​‍​‍‌‍​‍‌​‍​‍​‍‌‍​‍​‍​‍‌‍‌‍‌‍‌‍​‍‌‍​‍​​‍​‍​‍​‍​‍​‍​‍‌‍​‍‌‍​‍‌‍‌‍‌‍​。

让我们紧紧地联系起来。社会是人类的道义和精神抱负的表现，这种抱负属于人类更崇高的本性。我们的社会理想创造人类世界，但是当我们的思想背离我们社会理想而转向对权力的贪求时，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世界里。在那里，我们的力量并不健康，我们的自由并不自由，而在我们的思想不自由的时候，政治自由并不能给我们自由。道义自由和精神自由才是人们的目的。

让我们的生活具有朴素的外表和丰富的内容，让我们的文明牢固地建立在社会合作的基础上，怎样对付吸吮我们生命鲜血的经济巨龙，这是摆在我们东方民族中所有对人类精神抱有信心的思想家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促使世界各国引导我们的历史走向自己完美的目的。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印度民族主义者，诗人、作家、艺术家、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