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文论著作

魏晋南北朝的文论著作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开创意义的专篇文献，及时反映了东汉后期诗文创作勃然兴起的风气；从树立正确的文学批评态度出发，论述了文章体裁、功用，评论作家才气与文章风格，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对后代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典论》是曹丕泛论政治、思想、文化的一部子书，原有22篇，多已亡佚。这篇《论文》因收入萧统《文选》，得以完整保留下来。《典论》大约撰著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丕立为世子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内。其中有一篇《酒诲》，列数历史上因酒误事的案例，显然具有构陷饮酒不节的曹植的用意。这篇《论文》与曹植的相关文论思想也是针锋相对，构成文本互涉。曹植作于建安二十一年的《与杨德祖书》讽王粲等人“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嘲陈琳“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未成反为狗也”，口气甚为轻狂。曹丕《论文》开篇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显然矛头是直指曹植。又称赞“建安七子”“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与曹植恃才放旷、俯视群才相比，曹丕称许当时文人加以笼络，显示了世子广纳贤才、乐道人善的仁者风度。曹植《与杨德祖书》又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流露出建立当世功业的愿望。曹丕专门花费笔墨暗作批驳云：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曹丕如此大谈文章具有使人名声不朽的永恒价值，正是对曹植所谓辞赋不足以彰示来世的论断的否定。言外之意是，当世之功不可妄为，不朽盛事可勉力为之！

当然，曹丕《典论·论文》虽有与曹植的文学观针锋相对的用意，但其重心还是在于对建安之末“俊才云蒸”的文坛给予及时的肯定，对文学基本问题作开创性的探索。后来如刘勰《文心雕龙》等文论著作多次征引曹丕《典论·论文》，显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是受到曹丕的启发而加以深化。后世甚至有《魏文帝诗格》之类的著作假名于他。

陆机《文赋》：陆机《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较完整而系统地阐论文章创作问题的文章，收入萧统《文选》赋体“论文”类。杜甫《醉歌行》有“陆机二十作《文赋》”的说法，后世不少研究者便据此认为陆机二十岁就作了《文赋》，其实诗人之言并不可信，很难想象一个弱冠青年能对文章创作的甘苦有如此深刻的体验；而且陆机二十岁正是西晋灭吴的时候，两个哥哥死于战乱，他怎有心情从容论文？《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

机，字士衡，吴郡人。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机少袭领父兵，为牙门将军。年二十而吴灭，退临旧里。与弟云勤学，积十一年，誉流京华，声溢四表。被征为太子洗马，与弟云俱入洛。司徒张华，素重其名，旧相识以文。华呈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

这是一段比较可靠的记载，从中可知《文赋》作于陆机入洛之后。弟陆云与陆机有多通书信往还，纵论文章。陆云一信云：“兄顿作尔多文。”意思是兄才思敏捷，短暂时间里写了这么多文章，陆云列举的有《述思赋》《咏德颂》《感逝赋》和《文赋》，据其他几篇可以推测《文赋》约作于永宁二年（302年），陆机时42岁，次年兄弟二人死于“八王之乱”。

陆机作《文赋》是要克服创作中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困难。开篇小序云：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尔。

阅读他人文章，对于作者的用心有所领会。创作文章的情况变化多端，文章的好坏高下，也是可以言说的。结合自己创作的甘苦，尤其可以明白作文的道理，关键就在于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心中所思想的与眼见的外物不一致，下笔成文又不能完全表达出心中所思所想。不是说不知道作文的道理，而是即使明白道理，但写作的才能有限。因此他作此《文赋》总结前贤优秀文章的规则，阐论作文的奥秘。陆机认识到作文有大体的、通行的规则，是可以言说的；也有“随手之变”，是难以说清楚的。

在正文中，陆机铺叙了创作准备阶段的感物兴情，阅读佳作，酝酿情思；创作时的心理状态、思维活动，创作带来的愉悦；论述了作家个性的差异和文体特征、文体风格的多样性，以及布局谋篇、灵感来去等具体问题。陆机本人创作成绩突出，钟嵘《诗品（上）》誉为“文章之渊泉”，《晋书》本传说他“少有异才，文章冠世”，因此对于文章创作的心理和过程能独具匠心，如论文质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论警策曰“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论创新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都成为后人谨守的原则。如吕本中《童蒙训》说：“陆士衡《文赋》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耸动世人。”

《文赋》的文论思想兼综儒道。陆氏是江东望族，世居高位，“服膺儒术，非礼不动”（《晋书·陆机传》）。《文赋》论文章写作，是立基在儒家思想之上的，如论创作前的学养，曰“颐情志于典坟”，在儒家的经典中颐养情志；“咏世德之骏烈”，咏赞祖先光辉的功业，以激发文思。论文章体制后曰“亦禁邪而制放”，虽然未明言邪、放之所指，但显然与孔子所谓“思无邪”“放郑声”不无关系；下文“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尚雅黜俗的观念非常明显。末尾论文章之用曰“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也是符合儒家文化思想的。不过陆机淡化了儒家“诗教”“讽喻”的文学观念，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命题，没有提“止乎礼义”，是对“诗言志”说的发展。

在论述具体创作问题时，陆机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本来三国时期玄学盛行于北方，江南较少受玄学的影响。二陆入洛后，北方士人尚玄学，盛谈老庄，二陆为了能进入中原士人阶层，故而始涉猎老、庄。《艺文类聚》卷七十九引《异苑》载陆机初入洛，投宿王弼冢，与言玄门妙物的荒诞故事，从中可知陆机初至洛阳，尚不通玄学。这也可旁证《文赋》作于陆机入洛之后。《晋书·陆云传》将这一传说置于陆云名下，说“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陆云深于《老子》，想必陆机亦如此。《文赋》论文章创作，有不少地方受老庄思想的启发，如关于言、意矛盾的认识，直接引用“轮扁所不得言”的典故，意识到语言表达的有限性。论创作之前“伫中区以玄览”，玄览即深远的观照，源自《老子》第十章“涤除玄览”。论创作的虚静心理状态，所谓收视反听，当源于《庄子·在宥》“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论文章创作“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通过艺术构思，酝酿意象，写成文章，根源于老、庄的有无论和《文子》“寂寞者，音之主也”的说法。论灵感“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天机”二字来自《庄子》。陆机论文章创作是吸收了老庄哲学思想的。

陆机《文赋》透露出的一些新的理论倾向，如重视诗文的抒情性，标尚文采绮靡和音韵之美，描写外物期穷形尽相，运思造句力求独创，这既是对当时文人创作经验的总结，对两晋和南朝的文学创作风气也有直接的影响。明人谢榛曰：“夫绮靡重六朝之弊，浏亮非两汉之体。”（《诗家直说》卷一）虽是从消极性一面批评陆机《文赋》启导了后世的文风，也可见《文赋》影响之巨。陆机的文章创作论对于刘勰《文心雕龙》有直接的启发，刘勰论创作问题，有的思想就是在陆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清人章学诚云：“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文史通义·文德》）邓绎云：“虽彦和之《文心雕龙》，亦多胎息于陆。”（《藻川堂谈艺·日月篇》）可见二者的密切关系。

刘勰《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史上一部空前的巨著，“笼罩群言”，“体大而虑周”（《文史通义·诗话》），具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作者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辈自东晋时就寓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勰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从二十三四岁起，在南京定林寺居处十余年，整理佛经。三十三四岁时，乃感梦而撰《文心雕龙》，至齐和帝元年（501年）时成书。《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的系统，追源溯流、释名章义的思维方法，条分缕析、圆通绵密的论述方法，应该得益于他早年校定佛经、撰写佛学论文和碑铭所得到的思维锻炼；但是刘勰文学理论的根基还是在儒家学说和文论思想。《文心雕龙》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介绍了撰著此书的宗旨目的、原则态度，以及全书的结构等内容。开篇曰：“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这一句道出全书的宗旨是谈论“为文之用心”，意即指导写作的一部文章作法。全书的结构就是围绕着“言为文之用心”来安排的。现代人依据现代文学观念，通常把《文心雕龙》视为一部文学理论著作。

前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是“文之枢纽”，这五点是写好文章的关键。刘勰认为文章本源于道。“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文心雕龙·原道》）人乃五行之秀、天地之心，人而有文，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原道》篇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道通过圣人以文辞（即五经）彰显于世，圣人通过文辞以显明道。道、圣、经三者是联为一体的。《征圣》曰：“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经典是后世文体的源头：“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统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宗经》）经典也为后世文章树立了标准，后人作文应该宗经，取法于经典：“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宗经》）深刻地表达情志，而不诡诈虚伪；风貌清朗，富有感染力，一以贯之，而不杂乱；事类真实，而不虚假；义理贞正而不邪僻；体制扼要简约而不繁芜；辞采华美，而简洁恰当，不过分繁艳。刘勰将《辨骚》列入“文之枢纽”，要求后世作者能“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正确处理奇与正、华与实的关系。

接下来从《明诗》第六到《书记》第二十五“论文叙笔”，用现代话说，是文体论部分，或曰各体文章的写作指导。前十篇论述有韵的文，后十篇论述无韵的笔。各篇基本上是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方面论述各种文体，梳理各种文体的起源和流变，解释各种文体命名的要义，选评各种文体在历代的代表性作家作品，阐述各种文体的写作原则和要点。以上25篇为上编。

自《神思》第十二六至《总术》第四十四凡19篇，详细阐释作文时的思维活动，作家才性与文章风格的关系，理想的文章风貌，如何昭体而晓变，体裁与风格的关系，如何处理情理与文采的矛盾，如何镕情理、裁繁辞等问题，以及声律、对偶、比兴、夸饰、用典、选字、隐秀、养气等具体的作文技法。最后几篇阐述制约着作家写作取得成就的因素，包括时代对于文学的影响（《时序》），自然景物和文学创作的关系（《物色》），作家的才华、德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才略》《程器》），读者的鉴赏（《知音》），加上最后一篇《序志》，共25篇为下编。上下编50篇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解剖“为文之用心”，阐述有关文章写作的方方面面，既阐述理论原则和具体细节，又列举正反例证；既广泛掌握前代文论成果，又不为前人所囿，弥纶群言，独发己见，不趋同，不求异，“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序志》），揭示原理，指擿问题，以指导写作。

刘勰怀着“立言不朽”的期望，以“成一家之言”为崇高目的，撰著《文心雕龙》这部子书，“百龄影徂，千载心在”（《征圣》），希望借此著作而“名逾金石之坚”（《序志》）。这部著作具有明确的现实用意，即纠正当时不良的文风。他感慨晋宋以来“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为了矫正近代文章过于追求浮艳华丽的不良趋势，“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但刘勰不是一个复古主义、保守主义者，他并不否定骈体文，《文心雕龙》就是用优美的骈体文写作的，他重视辞采之美，肯定对偶、声律等形式技法。

《文心雕龙》撰成之后，文坛巨擘沈约“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梁书·刘勰传》）；后世文论多受其影响，特别是明清时期对《文心雕龙》作注释、评论、研究者众多，俨然成为一门显学。鲁迅《诗论题记》说：“篇章既富，评骘自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放在世界文化背景中看，刘勰《文心雕龙》几乎可与西方文论奠基之作亚里士多德《诗学》相媲美。

钟嵘《诗品》：钟嵘出身于官宦的士族，晚年大约在梁天监十二年（513年）后撰定了《诗品》。齐梁时期论诗风气很盛，但“喧议竞起，准的无依”，因此钟嵘立志撰作《诗品》，“辨彰清浊，掎摭病利”。《诗品》或名《诗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流行人物品评风气，影响到书画理论，出现了一些《画品》《书品》《棋品》之类的著作。据此可以推断“诗品”应是其本来的书名。《诗品》凡三卷，每卷首各有序言，也有人把它们合在一起，作为全书的总序。序言论述诗歌的性质、作用，概述五言诗的历史发展，介绍写作《诗品》的缘起、体例等。《诗品》正文评论自汉到梁代的五言诗作者共123位（包括汉无名氏古诗），“溯流别”“列品第”，分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上品12人，分别为古诗、李陵、班姬、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中品39人；下品72人。一品之内，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次第。不论是诗人文士，还是帝王将相、僧道女流，一律着眼于其诗歌创作，从诗歌体制风格的角度论述各诗人创作的主要特色，剖析其优劣得失，有的还追溯其风格特征的渊源所自。从汉至梁代能诗者远不止这一百馀人，《诗品序》曰：“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从众多诗人中选录此123人，本身就是对他们创作予以不同程度的肯定。

钟嵘品评五言诗人，一个重要内容是探寻渊源，追溯流别。《诗品》正文所评120余位诗人，其中有36家，钟嵘分别指出他们源出于《国风》《楚辞》和《小雅》。他所谓“体源于某某”的体，主要是指诗人创作的体制风格倾向。在钟嵘看来，《国风》《楚辞》和《小雅》是诗歌创作精神和风格的源头，在它们的影响下，汉魏晋宋的五言诗形成三大派别。

《国风》一系共14人，又分为《古诗》和曹植两大支流。“古诗—刘桢—左思”这一支中，《古诗》秉承《国风》温厚微婉的风格，而《古诗》“直而不野”的气格又影响到刘桢，再由刘桢而传递到左思，形成了偏于气盛的风格。钟嵘评刘桢的诗“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这正是发扬《古诗》“怊怅切情”的特点，而左思的诗歌“文典以怨，颇为精切”的风格，也与之一脉相承。曹植一支又分为两派：“曹植—陆机—颜延之—谢超宗等”一派，发展了曹植“词采华茂”的特点，追求辞藻的繁缛华艳，甚至堆砌典实；“曹植—谢灵运”一派，谢灵运不仅在辞采方面秉承曹植华茂的特色，而且在表现方法、章句结构上也与之有着渊源关系。在《诗品序》里，钟嵘对五言诗史作综合评价说：

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显然，他论汉魏两晋的五言诗，最为推崇的就是以曹植、陆机、谢灵运为代表的《国风》一系。

《楚辞》一系的诗人，都濡染着怨的特征。在汉代为李陵。李陵因为“生命不协，声颓身丧”，所以“文多凄怆，怨者之流”。李陵而后，又分为班姬、王粲和曹丕三个支流。班姬诗的主要特点是偏于抒写怨情。王粲诗“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王粲为贵公子孙，遭逢乱世，诗歌多抒写生不逢时的哀苦，文辞秀丽而气骨羸弱。二人均居上品。曹丕诗歌凄怨而直质，质朴如口语，所以钟嵘将他列入中品，批评说“新歌百许篇，率皆鄙直如偶语”。

《小雅》一系，只有阮籍一人，说明钟嵘认识到在魏晋众多诗人中，阮籍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诗经·小雅》多属于“变雅”，抒写士大夫伤时悯乱的感慨，但这种情感表现得幽微深远，不像《楚辞》那么激切，与《国风》的温厚亦有不同，阮籍诗歌“陶性灵，发幽思”，表现诗人内心深处幽微的感慨，“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情感表现得很幽远，很深邃。这一点正是秉承了《小雅》诗歌的风格特点。

钟嵘《诗品》作为第一部品评文人五言诗的专论，不仅梳理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评论众多诗人的高下，而且还对一些重要的诗学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建树起自己的诗学理论。如关于“物感”说，过去一般强调四季变迁的自然物候引起人们情感的变化，钟嵘则顾及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认识到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生际遇产生的情感，需要诗歌来表达，认识得更为全面。钟嵘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审美标准，认为最美好的诗歌应该是风力与丹采相结合。对于当时作诗追求缉事用典的风气以及新起的声律论，他都发表了个人的独特见解，提出直寻和自然的审美要求。

尽管后人曾批评钟嵘《诗品》“溯源流”“列品第”的个别结论，但他把众多诗人纳入有序的系列中去，鉴识诗人的风格特征，探寻诗人创作上的相互承袭和影响，而且执简驭繁，把诗歌体制、风格的源头追溯到《国风》《小雅》《离骚》，使得诗歌批评更为凝练有序，并提出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原则，对于古代诗学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意义是不可忽略的。后世的《唐诗品汇》《三唐诗品》《明人诗品》等著述形式，或多或少受其启发。钟嵘《诗品》诗学思想和主张给予后代诗学诸多有益的启示，如清代袁枚《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曰：“天涯有客太吟痴，错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袁枚主张性灵，反对诗歌堆砌典故，从钟嵘《诗品》中找到了理论的支撑。

萧统《文选》：萧统《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选录了先秦至梁代天监年间作者130人的诗文，还收入一些无名氏的古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萧统在《文选序》中提出他关于文学的一些看法。他肯定文学的发展变化，是由质而趋文，“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萧统认为经、史、子著作皆“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故而不录，明确地将文章与经、史、子划开界限。选录的是“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单篇文章，重视文章辞藻的华美。《文选》共30卷，选录文体39类，与《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提到的33类文体大多相同。萧统在论述各种文体的发展时，注重赋、诗、骚，三者列于众体之首，也与《文心雕龙》近似。《文心雕龙》所评述的诗文，《文选》大都选入。萧统和刘勰都重视儒家思想，重视抒情、写景和状物之作，都主张文质彬彬，重视辞采之美，文学理论观念多有相通之处。但是《文心雕龙》和《文选》在文学观念上也是有差异的。《文心雕龙》除了论列诗文以外，广泛涉及经、子、史；而《文选》专录单篇的诗文，少量收入史书论赞类作品。刘勰在论作家时重视作家的“成务”才能，论文章重视经世功能；但萧统则强调“以能文为本”（《文选序》）。刘勰对于宋、齐作家较少提及，《文选》大量地收入宋、齐甚至梁代的作家作品。

萧统《文选序》曰：“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文选》赋又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15类。诗下分为23类，有的是着眼于作诗的目的，如补亡、献诗、赠答、杂拟等；有的是依据诗的体式，如乐府、杂歌等；而更多的是按诗的内容题材分类，如述德、劝励、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行旅、军戎、郊庙、挽歌、杂诗等。这是第一次按照题材给诗赋分类，对于后代的诗赋类别划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元代方回编纂《瀛奎律髓》，就主要按题材分为44类。这种按题材分类的做法，以《文选》为嚆矢。

徐陵《玉台新咏》：徐陵编选的《玉台新咏》是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徐陵在梁时曾任东宫学士、通直散骑侍郎等职，与父徐摛和庾肩吾、庾信父子生活在简文帝萧纲周围，写作宫体诗，绮丽冶艳，名扬一时。萧梁家族是历史上少有的爱好文学的皇室。萧衍、萧统、萧纲、萧绎都以右文著称。徐、庾父子等许多文学贵游侍从其侧，诗风炽盛。唐人刘肃云：

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大唐新语》卷三）

为了响应宫体诗的兴起，徐陵编选了这部《玉台新咏》“以大其体”，为宫体诗推波助澜。《玉台新咏》十卷，选诗近800首，专门收录自汉代以迄梁朝歌咏妇女或与妇女有关的作品，“凡托男女怀思及语涉绮艳者悉录之”（《诗源辩体》卷三十六）。重在录，而不在选。其中有的诗篇表现妇女的爱情生活，反映妇女在封建社会遭遇的不幸，歌颂她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反抗精神；有的则纯粹是写艳情，以靡艳的形式表现帝王与上层文士的淫靡生活。徐陵在《玉台新咏序》里用雕饰华美的语言描写一群后宫佳丽：

逸思雕华，妙解文章，尤工诗赋。琉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清文满箧，非惟芍药之花；新制连篇，宁止葡萄之树。九日登高，时有缘情之作；万年公主，非无累德之辞。其佳丽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

她们“无怡神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于是“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曾无参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泾渭之间，若斯而已”。徐陵坦言，所选录的都是艳歌，既没有《雅》《颂》之作的典正，也不像风人之诗那么俚俗，取其轻艳，仅供娱乐。徐陵编录《玉台新咏》表现出鲜明的尚新的特点，在序中他提到了新曲、新声、新制、新诗，书名题为“新咏”。《玉台新咏》标举一种新的审美风尚，这种审美风尚偏离了传统的儒家政教文学观念，在后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开元年间李康成还编撰了《玉台后集》。在晚明和近代尊崇个性、张扬情感的思潮中，《玉台新咏》格外得到推重。晚明袁宏道跋此书，赞曰：“清新俊逸，妩媚艳冶，锦绮交错，色色逼真，使胜游携此，当不愧山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