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洞天：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废名的女性叙事探索——以《竹林的故事》为例

竹林洞天：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废名的女性叙事探索——以《竹林的故事》为例

童袁欣 杨诗雨

［摘要］《竹林的故事》作为废名的早期作品，笔触清新自然，葱郁茂密的竹林、坚韧淳朴的三姑娘，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在废名的笔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有机平等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呈现出有别于一般环境叙事下的新和谐，这样的一种女性叙述故事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相契合，也为如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当今女性主义道路的前途提供了指引方向​‍‌‍​‍‌‍‌‍​‍​‍‌‍​‍‌‍​‍​‍‌‍​‍‌​‍​‍​‍‌‍​‍​‍​‍‌‍‌‍‌‍‌‍​‍‌‍​‍​​‍​‍​‍​‍​‍​‍​‍‌‍​‍‌‍​‍‌‍‌‍‌‍​。

［关键词］《竹林的故事》；生态批评；女性主义

《竹林的故事》一文原载于1925年2月16日《语丝》第14期，笔触清新自然，被认为是最能够代表早期废名写作风格的文章之一​‍‌‍​‍‌‍‌‍​‍​‍‌‍​‍‌‍​‍​‍‌‍​‍‌​‍​‍​‍‌‍​‍​‍​‍‌‍‌‍‌‍‌‍​‍‌‍​‍​​‍​‍​‍​‍​‍​‍​‍‌‍​‍‌‍​‍‌‍‌‍‌‍​。尽管废名的早期田园作品多被认为是质朴清新的，多写人性的淳朴可爱与乡村的美丽风光。废名本人也被认为是非激进派的作家，但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是完全真空的田园牧歌，在其含有隐逸之气的文字背后正是对于现实困境的思索。

废名的文本在某种意义上过于隐晦，联系当时的时代语境难以挖掘在“对现实闭起眼睛而在幻想中构造一个乌托邦”以外的更多内涵。但以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切入，将文本放置于一个更为宏观的时间进程中回溯，我们可以看到潜藏在朦胧和谐文本之下的另一副面孔，并惊异地发现三千余字的短篇小说《竹林的故事》仍能够为如今的生态文明以及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借鉴。李健吾曾这样评价废名的作品：“像海岛一样永久孤绝的命运……但无论如何，一般人视为隐晦的，有时正相反，却是少数人的星光。”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从人类对自然的压迫与男性对于女性的利用之间所存在的共性出发，诘问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父权制度。所以在具体策略上，生态女性主义者提出了“雌雄同体”“两性对话”等模式来反抗男权的叙事话语，注重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交融，从而破除这种主客二分的压迫逻辑，力图破除人类对自然的压迫，从而达到和自然的和谐共存。

在“五四”颠覆封建礼教秩序的时代，新文化养育了一代人，对于女性的书写以及女性的自我写作是前所未有的，从“祥林嫂”到“子君”“陈白露”，从旧时代礼教的牺牲者到封建纲常的叛逆者和革命建设的牺牲者。但是废名作品中的女性书写却处于某种模糊的中间地带，女性形象似乎与自然、传统中国式家庭融为一体，每当提及废名文章中的女性时总是些模糊美好的幻象，但又隐含凄清。

因此，本文意在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在人与自然所形成的富有张力的空间之中，从自然空间关系、人物塑造以及关系、叙事视角三方面对文章进行分析，注重对废名笔下的女性角色的重新解读。

一、自然空间中的生态女性主义叙事

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关照废名《竹林的故事》，文章中“河流”“竹林”“茅屋”等一系列清新质朴的田园风物令人印象深刻，三姑娘和她的家人在这一方天地里种菜、捕鱼，依自然而生。在这个纯净的世界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有机平等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呈现出有别于一般环境叙事下的新和谐，这也透露出作者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女性解放运动新出路的思考方向——生态女性主义。

（一）水的意象

文章初句：“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这条无名的河贯穿全文，文中的“我”傍水而望，村民依水而生，三姑娘的一生也随着这条河展开。水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意象，象征着包容、智慧，代表着阴柔之美，水与女性有着天然的联系，水孕育万物而包容万象，正是女性性格特征与生育特征的表现。在三姑娘的父亲老程死后，河水的干枯是四时节气变化的象征，也代表着对于人类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自然力量。此外，也与老程之死形成呼应，父亲的死随着时间流逝变得淡漠，甚至是让人几乎忘却“到后来，青草铺平了一切，连曾经有个爸爸这件事实几乎也没有了”。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水流即使有干涸但却是季节性的，水流永远是绵长向前流动的，“然而也暂时面对流水，让三姑娘低头过去”，这种人与自然的对比正是作者看轻人类的死生，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相较于家中的男性，母女二人对自然时令依赖性似乎更强，这正是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强调的观点，即女性脱离父权制社会的限制与控制，使自然脱离人类的荼毒与迫害，人类的生死矛盾不再是生活的核心矛盾，生死成为自然循环中的一环，脱离人类中心主义后，人类与自然万物皆为平等环境中的要素之一。正如文中人们在水涨时捕鱼，水退后行走一般，依附自然而生，死后又于自然中获得平静。

（二）竹的意象

竹见证了一个家庭兴盛、消亡、再诞生的轮回，也见证着这个父权的轰塌与对抗再到重建的过程。文章以“竹林的故事”为题，竹林也就是三姑娘一家的活动中心，竹林在河坝下，是三姑娘一家居住的茅屋，也是三姑娘的菜园，父亲死后坟头上竖着的是竹竿，甚至多年以后早已嫁作人妇的三姑娘也是伴着竹林出现。从圆满的一家三口到父亲死后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再到最后三姑娘嫁作人妇。

竹因其顽强的生命力与繁殖能力被视为生殖崇拜的象征，文章里的竹作为某种生命的映照，具备奇妙的讽刺效果。三姑娘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这是夫妇二人迫于无奈的选择，“阿三头上本来还有两个姑娘，而现在只要让她有这一个，不再三朝两病就好了”。在这里，人的生育意愿实际受自然环境的限制，人口的增长应该与自然环境相匹配的，而非毫无节制的。正因为人的生命是脆弱渺小的，三姑娘作为家庭唯一的生命的延续，才得以较为自由快乐地生存。

竹与人背后的关系体现出作者对于生命的理解，这也正符合生态女性主义的论调，生命不存在开端与末端，个体的生死不会对自然、对社会甚至对家庭造成影响，个体的生与死并不存在实在的意义。生命只是自然的要素，生老病死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任何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石的极权都只是人类的自娱自乐。只有敬畏自然，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谐，认识生命的无限，人类才能安然地繁衍生存。

二、人物塑造以及关系

（一）母亲——作为“父”功能的接替

在文章里，母亲的形象是复杂的。值得注意的是，文中作者并没有给母亲一个姓名，她始终是作为“老程的妻子”或者“三姑娘的母亲”出现的，正是这种“缺席指涉”，使得母亲这个角色处于人为的刻意忽视状态。母亲不仅仅是母亲，她还接替了一部分“父”的功能。在父亲死后，母亲和三姑娘相依为命，依靠卖菜为生，母亲温柔、女儿乖巧懂事，这本该是完美的“女性乌托邦”。但是，这里又隐含着不可消解的矛盾冲突。文章中的母亲深受封建礼法的熏陶，父权社会对于女人的规训在她身上是难以磨灭的。父亲死后，母亲便不自觉地承担起父权的代言人。对于女性相当一部分的禁锢是将她们和生育功能捆绑，她在守寡的同时会督促三姑娘组成家庭：“阿三！我就是死了也不怕猫跳！你老这样守着我，到底……”在这里，母亲担心三姑娘日后生活艰难，然而实际上她的话有双重内涵：

（1）认为自己守寡了就没有未来的希望，怎么活都无所谓，只要三姑娘结婚自己就安心了。母亲没有寻求再嫁，有解读者认为是三姑娘对于母亲的压制和看守，导致母亲难以寻求再嫁的自由。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符合文本的，因为三姑娘是一个极为独立的有主见的人，本身是不依赖母亲就可卖菜谋生的，“三姑娘本依恃妈妈的帮忙”，既然没有依赖，那么压制也就无从谈起。事实上，在丈夫死后守贞洁就是极为典型的父权对于女性的压制，女性的生活和身体尤其是生育功能永远是男性建构和想象的“他者”，女性是作为男性的“物”而存在的，即使丈夫死亡，母亲心中仍然打上了作为“妻子”的永恒烙印。

（2）母亲急于想让三姑娘出嫁的焦虑亦可有两种解读——虽然三姑娘以卖菜为生，但是实际不足以令其谋生，顶多是贴补家用，去找个男人组成家庭才能过得较好，如果从这一点出发便是默认了，在文本所处的背景下，社会并没有给予女性独自谋生的渠道，这便逼迫女性以家庭为单位生存；但是更为合理的可能性是，即使三姑娘能以卖菜为生，“因为耽误一刻，三姑娘的菜就买不到手了”，但母亲还是出于女性若不结婚就是缺失的、人生不美满的这一态度，劝三姑娘结婚。这是一种隐形的、根深蒂固的对于女性的规训和限制，并且这一观念至今仍屡见不鲜，更值得我们深思。

文中母亲这一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经常被忽视的。她既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冰心笔下的“大海”式的母亲，也未如张爱玲式的复杂有隐隐可憎的母亲，她既是光明的温柔慈母，也是象征封建礼法黑暗的压迫者，两种特性相结合便造就了这样一个复杂也更为鲜活的母亲形象。

（二）三姑娘——中性化的形象

文章一开头，作者就写三姑娘生性接近自然，在捕鱼上显示出天赋，“三姑娘小小的手掌……一直等到碰跳碰跳好容易给捉住了，才又坐在草地望着爸爸”。这种女性与生俱来的对于自然的亲近与符合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观念交融，后者凸显“自然母亲”的隐喻，将女性和自然直接联系起来，强调女性的优越性。三姑娘如同“自然之女”，她依靠着自然生长、谋生​‍‌‍​‍‌‍‌‍​‍​‍‌‍​‍‌‍​‍​‍‌‍​‍‌​‍​‍​‍‌‍​‍​‍​‍‌‍‌‍‌‍‌‍​‍‌‍​‍​​‍​‍​‍​‍​‍​‍​‍‌‍​‍‌‍​‍‌‍‌‍‌‍​。值得关注的是，在父亲死之前三姑娘是捕鱼的，但是父亲死之后就只以卖菜为生了，这种对于饮食的选择也体现出生态女性主义的倾向。生态女性主义从压迫的同构性立场出发，认为动物和女性都是属于受压迫的他者，而素食生态女性主义就此将妇女、动物与自然之间建立了必要的联系。

废名笔下，三姑娘被塑造成一个看似顺从但实则是具有极强个人意志的女性形象，父亲死后她担起了一部分家庭责任，负担家庭生计也就意味着她能够与母亲处于较为平等的对话状态。母亲是尊重三姑娘的意愿的，三姑娘在和母亲周旋时也极为巧妙，她以不喜争吵的人群、准备明天的卖菜为由拒绝去赛龙灯，也就是拒绝现在就结婚成家。尽管三姑娘有智慧、坚毅，但是作者并没有在文中强烈凸显三姑娘的女性特质，没有详细地刻画其外貌，只是提到了黑然而美的瓜子面孔，穿的竹布单衣但衣着并不鲜艳。三姑娘也没有一般少女对于异性接触的羞涩，她同来买菜的“我们”周旋，保持着距离和冷静：“吃先生们一饭使不得？难道就要我出东西？”三姑娘不落下风，不娇羞怕人，后来的送菜也是出于善良。三姑娘独立、有主见、能够和人机智周旋，是一个更为“中性化”的女性形象。

这样一个“中性化”的形象构造体现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融合，具有一定的雌雄同体特性。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阐述了双性同体概念：“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性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

尽管文章的最后，作者隐晦地提到了三姑娘的结局“我的三姐，就有这样忙，端午中秋接不来，为得先人来饭也不吃”，母亲死了，三姑娘最终还是嫁人了，但是三姑娘的精神似乎还没有变，她仍有自己专注做的事情，不被外界环境所干扰。作者最后的开放式结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于女性生存道路的幻想空间，女性的道路是不是只能是“出走”或者“回归”，或者处于两者之间的焦虑不定状态？还是有另一种可能性？

三、叙事空间中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

格非提出：“废名的叙事风格和文体形式都相当复杂，从叙事方式上来说，他通过作者、叙事者、人物三者之间互相渗入与缠绕，瓦解了作品外表的真实幻觉，从而建立一种内在的真实感，并唤醒了写作的想象力。”《竹林的故事》中虽然有多重角色，但实际上作者是在不同的维度上对其进行描写的。文中的“我”就是作者的主视角，“我”旁观者观看三姑娘一家，没有过多地参与其中，这是作为主体对于他者的凝视；文中的“我”为人处世带有传统男性色彩，如“我”祝三姑娘以后找个好姑爷。尽管叙述视角是一个男性的“我”，但是在具体行文中却只观看并不评论，始终保持着一种距离。也正是这种距离，使得文章中的“老程”“母亲”“三姑娘”的故事得以自然发生。

可以说三姑娘这种“中性化”的形象更贴近作者内心的自己。作者将内心中的男性气质赋予了作为叙事者的“我”，将女性气质给了“三姑娘”，“我”对三姑娘有一种亲近和好感，可以理解为只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融合才能建构一个真正和谐完美的状态的“人”。但这仅是作者表现出的一种倾向，并没有更多地显露出来。作者所作的是让人物放在自然乡村社会这样一个“斗兽场”，让自然、礼法、父权、母权彼此厮杀，而叙事者则坐在看台上。

种种矛盾冲突都是在竹林这样一种朴素清新的环境下柔和进行的，作者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把真实的故事埋在竹林下面，等待读者去挖掘。文中，作者呈现着矛盾的态度，他有原始性别带来的立场，对此疑惑、进行反思，但不横加干预。也正因为此，使得文本得以挖掘的空间无限扩张。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下的游离者，废名站在更高的维度观看人与自然。他为我们当今的生态女性运动提供了借鉴，以更为平缓、柔和的态度看待种种矛盾冲突。正如三姑娘的最终结局仍留待读者去想象，嫁作人妇也并不意味着对于父权的屈服，女性在个人生命的书写上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需要做的是带着微笑去鼓励支持，等待一切开花结果，对女性解放态度是这样，对于生态问题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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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10］格非. 博尔赫斯的面孔［M］.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

作者简介：

童袁欣（2002—），女，汉族，江苏南通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0级在读本科生。

杨诗雨（2002—），女，汉族，陕西西安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0级在读本科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