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典瘟疫小说的文学研究概述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瘟疫年纪事》为例

西方经典瘟疫小说的文学研究概述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瘟疫年纪事》为例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教师指导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瘟疫小说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项目编号：CX202202043）​‍‌‍​‍‌‍‌‍​‍​‍‌‍​‍‌‍​‍​‍‌‍​‍‌​‍​‍​‍‌‍​‍​‍​‍‌‍‌‍‌‍‌‍​‍‌‍​‍​​‍​‍​‍​‍​‍​‍​‍‌‍​‍‌‍​‍‌‍‌‍‌‍​。

李艾雨 李梓铭*

［摘要］对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文学研究概述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展开研究​‍‌‍​‍‌‍‌‍​‍​‍‌‍​‍‌‍​‍​‍‌‍​‍‌​‍​‍​‍‌‍​‍​‍​‍‌‍‌‍‌‍‌‍​‍‌‍​‍​​‍​‍​‍​‍​‍​‍​‍‌‍​‍‌‍​‍‌‍‌‍‌‍​。文学视域下的《瘟疫年纪事》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真实性和虚构性的研究”“疾病瘟疫隐喻的研究”“从叙事的角度展开文学研究”“对后作的深远影响”​‍‌‍​‍‌‍‌‍​‍​‍‌‍​‍‌‍​‍​‍‌‍​‍‌​‍​‍​‍‌‍​‍​‍​‍‌‍‌‍‌‍‌‍​‍‌‍​‍​​‍​‍​‍​‍​‍​‍​‍‌‍​‍‌‍​‍‌‍‌‍‌‍​。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这部作品中有所体现，但更多的是不利于抵抗瘟疫的个人意识。可见，包括《瘟疫年纪事》在内的经典瘟疫小说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以及针对这部小说的文学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瘟疫年纪事》；丹尼尔·笛福；人类命运共同体；文献研究

古往今来，人类遭受了无数传染病的折磨，从对于上帝惩罚的迷信，到逐渐清醒，积极找到应对措施，瘟疫从未远离。纵使在科技、医疗发达的今天，瘟疫依然是人类的梦魇。而在对抗瘟疫的过程中，用血泪现实凝结出的瘟疫小说应运而生。当前，研究瘟疫小说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的大势所趋。同时，基于瘟疫小说题材的特殊性，对于经典瘟疫小说的文学研究也从未停止。作为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以瘟疫为主题的作品，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所写的《瘟疫年纪事》的文学地位、文学价值不言而喻，总结、概括这部瘟疫小说的文学研究并探讨其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拓展研究空间，加深对瘟疫小说的内在理解都有很大的作用。

一、多个文学研究角度

（一）研究现状

对于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文学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四个方面：（1）真实性和虚构性的研究；

（2）疾病瘟疫隐喻的研究；（3）从叙事的角度展开文学研究；（4）研究探讨这部巨著的深远影响。截至2023年2月2日，笔者查阅到，在中国知网中有胡振明、安玮娜、崔悦与陈彦旭、龙丹与杨莉鸽、钱方舟、武田田等人的文章分别进行了以上领域的研究，其中崔悦与陈彦旭共同执笔的文章和龙丹与杨莉鸽共同执笔的文章均涉及《瘟疫年纪事》的瘟疫创伤叙事方向。除此之外，回春萍对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张建萍对书中所体现的神意卫生观的解读，孔德蓉的隔离书写，医学与经济的同构，以及黄雨澜所探讨的《瘟疫年纪事》中的自然与社会伦理问题，而本文着重对四大主流研究方向进行概述。分析与概括《瘟疫年纪事》的文学研究内容，可以对现有研究领域进行直观具体的总结归纳，并对瘟疫小说的研究策略进行优化和拓展。

（二）小说真实性的研究

胡振明研究《瘟疫年纪事》的真实性问题，在确定小说是由虚构与现实交织的基础上，分别就真实性书写与个人主体性以及社会公共性的关系进行了说明。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彼此构建，支撑起小说庞大的价值观。

首先，在真实性书写方面，《瘟疫年纪事》的写作背景是1665年的伦敦瘟疫，作为欧洲历史上第三次著名的瘟疫大灾难，这场瘟疫最终使英国丧失了将近五分之一的人口，给当时的英国人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创伤，正是这种真实的背景，引发了读者真实的感受，如惊恐、无助，令人窒息，但是各层阶级的民众积极自救，自立求存，这些情感和行为都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小说人物是虚构的，但感受是真实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真实感受映射到小说虚构的人物中，二者交融，融为一体。这样一来，虚构故事延伸自真实感受，真实感受佐证于虚构故事。所以，18世纪的读者愿意将《瘟疫年纪事》这本虚构的小说看作真实性书写。

其次，在真实性书写与个人主题性方面，《瘟疫年纪事》的主人公H.F.的个人主体性刻画成为这部作品的真实性来源之一。H.F.是故事的讲述者，笛福结合自己的经验、认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知识化，使H.F.的记录“在公众评论与个人揣测之间，在洞悉全局，自上而下的客观性与困于特定地位视野的主观性之间摇摆”，这种摇摆正是人物真实性的主要体现。犹豫与惶恐，H.F.被赋予灾难面前人类的真实反应，所以读者会肯定H.F.的主体性，认为这是他的亲身经历。换言之，以艺术化虚构为表现的真实，达到了真实与虚构互为构建的效果。笛福还采用记录死亡人数以及让主人公H.F.的个人感知与人性共通之处相契合的方法，使所呈现的虚构故事更具有真实性。

最后，《瘟疫年纪事》的真实性也源于社会公共性的文本构建。笛福在小说中融入自己的个人感知，为真实性书写奠定了基础。但是个人感知的主体性需要包容读者的个性化理解，也就是说，让大多数读者接受小说的内容观点，才能完成小说的真实性书写。而这就需要作者所书写的个人感知具有公共性，笛福在这方面堪称典范。他用个性化的虚构经验来吸引读者，并使之验证读者的个人感知，从而让读者认为书中的故事具有真实性。

（三）疾病瘟疫隐喻的研究

安玮娜通过剖析人们赋予瘟疫的某种特殊的隐喻意义，来说明瘟疫不再仅仅是疾病和灾难本身，更可以上升到一种文化现象。安玮娜通过解读三本著名的瘟疫小说——《瘟疫年纪事》《鼠疫》《失明症漫记》的疾病瘟疫隐喻来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将就其中关于《瘟疫年纪事》的部分做出总结归纳。之所以瘟疫不再仅仅是“瘟疫”本身，是因为这种灾难所带来的惨痛的损失使人们不得不用伦理归因的方式来探查源头。在各种意义裹挟之下，“瘟疫”一词代表了邪恶与灾祸。

《瘟疫年纪事》中，主人公H.F.以及大多数英国市民都认为这场瘟疫是“上帝发怒的时辰，种种可怕的审判正在逼近”，而此前反常的自然现象则被看作是上帝的警告。所以这部作品中的瘟疫隐喻之一就是惩戒与报应，上帝在对不道德之人进行惩罚——这种污名化的归因使大多数的信徒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而瘟疫的爆发又会使人处在无边的恐惧之中，恐惧催生绝望，绝望破灭了希望，一些人会由此“社会求偿”心理而违背道义，为所欲为。并且当社会信仰崩塌时，绝望无法被治愈，人与人之间就会彼此怀疑，社会环境从此疏离，表现之一就是对政府以及社会规则的不信任。小说中伦敦政府发布了官方数据和措施，但是民间耸人听闻的谣言仍甚嚣尘上，绝望的民众用想象来解读官方数据，妖魔化瘟疫，谣言与事实无法被分辨，所以社会恐慌更加严重，形成了瘟疫时期特定的难以缓解的恶性循环。甚至一位妇女在与疑似感染了瘟疫的醉汉接触后，因为无法抑制的恐慌而郁郁而终，所以，绝望与疏离也是《瘟疫年纪事》中的一种瘟疫隐喻。

另一种疾病瘟疫隐喻的是战争和变革，将身体比作国家，疾病就可看作是战争或者政治问题。所以，“瘟疫”就可以用作指代国家的敌人或者政坛的对手，正如在小说中，人们认为瘟疫来自意大利、土耳其，总之，瘟疫对于这些英国人来说是来自别国的入侵，而这种隐喻通常带着典型的文化优越感以及自我中心感。

（四）关于叙事的文学研究

崔悦、陈彦旭重在分析瘟疫叙述的内容，以不同视角下的人性危机作为代表来进行研究。其一是阶级视角下的人性危机，上层阶级以保全自己为先，从容面对瘟疫，中层阶级相比之下显得略为局促，尽管人身受到了损害，他们也可以通过金钱完成大部分事情。而凄惨的下层阶级居无定所，身无分文，完全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不得不完成那些直面瘟疫的工作，人性的弱点也毫无保留地在这种情况下放大。其二是跨阶级封建视角下的人性危机，一些带有封建特征的人性危机不仅限于单个阶层，更贯穿于不同阶层，包括行骗、社会恐慌、宗教混乱等，都加剧了瘟疫的肆虐。

龙丹和杨莉鸽更倾向于研究叙事方法与文学样式。笛福在《瘟疫年纪事》中使用了多种叙事技巧，为小说增添了活力。通过H.F.的记录与讲述，重现了瘟疫时期伦敦街头的故事，这种叙事方式即目击者叙事，又称见证者叙事​‍‌‍​‍‌‍‌‍​‍​‍‌‍​‍‌‍​‍​‍‌‍​‍‌​‍​‍​‍‌‍​‍​‍​‍‌‍‌‍‌‍‌‍​‍‌‍​‍​​‍​‍​‍​‍​‍​‍​‍‌‍​‍‌‍​‍‌‍‌‍‌‍​。见证者叙事重在记录，构建了故事的权威性与可信度。笛福还使用了片段式叙事和离题式叙事，通过多个故事的穿插讲述来减缓残酷的瘟疫带给读者的心理冲击，从悲伤与恐惧中发现一丝幽默，无疑是书写创伤的好办法。

（五）对后世作品的影响

钱方舟、武田田以《霍乱时期的爱情》为对象，通过发掘两部作品的精神内核，说明《瘟疫年纪事》对《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影响。

就《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作者马尔克斯个人而言，他曾多次提及《瘟疫年纪事》，并称这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并且根据这部小说创作了电影剧本《瘟疫之年》。尽管笛福对马尔克斯的影响显而易见，但《瘟疫年纪事》与《霍乱时期的爱情》对于“瘟疫”的描写与叙述有所不同。在《瘟疫年纪事》中，瘟疫是占主要地位的讨论对象，全书围绕瘟疫展开，着墨于瘟疫带给伦敦城民众的苦难。而对于《霍乱时期的爱情》，虽然小说标题出现了瘟疫的词语，但全书对于霍乱的描写只有寥寥数笔，主人公并没有患上或死于霍乱，“爱情”作为这部小说的中心贯穿始终，而霍乱更多地充当着历史背景。另外，在真实性方面，笛福选择第一人称来给读者身临其境的感觉，他用各种手法增强小说的真实感，而马尔克斯则从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自由地展开自己的魔幻故事。最后，关于两部作品的精神内核，《瘟疫年纪事》是由宗教信仰和个人主义交织构成的，无论是作者笛福还是他笔下的主人公H.F.，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精神内核则是对爱情的不懈追求，讲述孤独与爱情。

《瘟疫年纪事》对于《霍乱时期的爱情》而言“更多是题材与叙述手法方面的启发”，《瘟疫年纪事》中政府对于瘟疫的处理，影响了马尔克斯将瘟疫与战争、政治结合。而笛福虚构与现实交织的写法与《霍乱时期的爱情》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现

在面对人类共同的浩劫——瘟疫时，命运一体，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有了更为深刻的研究。而研究西方经典瘟疫小说当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对于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瘟疫年纪事》中，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在民众的自救与互助中。例如，H.F.讲述了一行三人共同离开伦敦城逃难，他们将自己的积蓄共享，逃亡路上彼此帮助，与遇到的穷苦人携手，虽然因为被怀疑染疫而遭受攻击与厌恶，但是他们凭借着智慧和善良，最终被当地人接纳，成功摆脱了瘟疫。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伦敦政府的一系列抗疫措施中也有所体现。作为决策者，伦敦政府积极制定相关政策以控制瘟疫的发展。如通过详细统计死亡人数来掌握疫情变化的全貌，通过严格管理民众的衣食住行来避免间接感染，通过实行隔离政策来减少直接感染等等。在特殊时期，政府积极的公共管理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体现了对民众生命的重视。

但是，在面对威胁生命安全，具有严重传染性的瘟疫时，更多人的第一选择是自保，上层阶级纷纷逃亡，留下的人紧闭大门，走投无路的穷苦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没有钱财，没有医疗资源，也没有人伸出援手。而当伦敦政府实施抵抗瘟疫的措施时，讲述者H.F.对其中的“封闭房屋政策”微词颇多，他将“封闭的房屋”比作“监狱”，认为失去了自由，并且极度抗拒教区检查员的工作，他更关心的是个人的生命安全。在此处，H.F.是伦敦城里诸多中上阶层人士的缩影，个体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在瘟疫面前，没有完全的自保，也没有彻底的个人主义。流落街头的穷人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瘟疫传播，对染疫民众实施隔离政策会有效减少感染，此时，社会的整体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只有保全社会，才能保全个人。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体现出它的重要性，互帮互助，携手共进才是最优解。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摒弃个人利益，还要找寻合适的中间点来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以防止一些人以社会利益为借口来满足个人利益。

三、结语

对于《瘟疫年纪事》的文学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尽管《瘟疫年纪事》作为经典瘟疫小说，在文学领域的地位很高，关于其文学方面的研究也屈指可数。对西方经典瘟疫小说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的研究也不多。在瘟疫小说中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对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兼容世界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加深对《瘟疫年纪事》的文学研究以及进一步研究不同的西方经典瘟疫小说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研究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仍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胡振明.《瘟疫年纪事》中的真实性书写［J］.外国文学，2019（1）：63-71.

［2］安玮娜.西方经典瘟疫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与伦理抉择：以《瘟疫年纪事》《鼠疫》《失明症漫记》为解读对象［J］.医学与哲学，2020，41（11）：37-41.

［3］崔悦，陈彦旭.欧美文学中的瘟疫叙事与人性危机：以《瘟疫年纪事》为例［J］.西部学刊，2021（6）：154-156.

［4］龙丹，杨莉鸽.《瘟疫年纪事》的创伤叙事与中产阶级情感结构［J］.外国语文，2020，36（5）：40-47.

［5］钱方舟，武田田.浅析《瘟疫年纪事》对《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影响［J］.海外英语，2018（14）：185-187.

［6］Borsing，Christopher.DanielDefo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PersonalIdentity［M］.London：Poutledge，2017.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