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少，不治水；龙多了，照样不治水

龙少，不治水；龙多了，照样不治水

《三国演义》是一部讲权谋的教科书。因此，这部书好看的地方，便是其中的计谋，和制造计谋的谋士，以及使用这些谋士的主子。在三国初期，各路诸侯混战的年代里，以曹操和袁绍二人手下的谋士最众。这些谋士的谋略水平都不低，但曹操获益于谋士很多，但袁绍很大程度上是败在了那些太能干的谋士手里。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论述袁绍时，说他“短于从善”，这是官方的评价，大抵是准确的。这位出身高门，四世三公之后的袁绍，听不进去正确的话，不善采纳好的意见，便是他的致命伤。

袁绍因为家族的关系，曾经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人。《三国志》说他，“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他手下的一些谋士，其实是很有真知灼识的。但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一个人要有了这样的毛病，便一点辙也没有，只有走向败亡之途。他的谋士们看着他垮台，也无能为力，于是，或随之殉葬，或弃之求生，便是自己的选择。

“沮授、田丰俱忠臣也。”孔融这句话是说对了的。袁绍何许人也，这两位谋士会不清楚？知其不可谋而谋，悲剧便发生在这里。用人要有选择，被用于人，也要有选择，良禽择木而栖，还是一句金玉良言。袁绍最后到了用人疑人，是计疑计的程度，这等人怎能不败呢？而谋士们知其非主而事之，知其必败而从之，有识而无断，死也活该了。

官渡之战，曹操以七万兵力对抗袁绍七十万大军，这是一次在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典例。曹操敢打这一仗，是已经看到敌方势重而实不强，己方力薄而本不弱的实质。“善能用兵，贤俊多归”八字，足以说明曹操必胜的原因了。而他在围攻袁绍不下的时刻，听说许攸从袁绍方面投奔过来，来不及穿鞋，就迎了出去，可见他求贤若渴之心。一番试探以后，纳言广听，从善如流，用人而不疑人，是计而不疑计，这样的统帅，能不操胜算么？

这场战争中，袁绍方面由于主将无能，谋士邀宠，自然是成群结党，内外勾连，互相捣乱，彼此拆台。加之盘算不一，利害有别，肯定什么卑劣手段，都会使得出来。因为，窝里讧，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而谋士们动起心眼来，自己人整自己人，那就更在行了。

初时，审配、郭图为一党，造成沮授死，田丰杀，许攸走，张郃、高览奔，袁绍大败的局面。后来，袁绍死，袁尚、袁谭兄弟厮杀争斗，审配、逢纪一党，为袁尚出谋；郭图、辛评又一党，为袁谭献计。除了一个王修，说了一番手足道理外，所有这些谋士，无一不是火上浇油地促使内战升级。所以，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部门，一个单位，若是存在小集团的同气相求，此呼彼应，拉帮结伙，暗中来往的现象，那就意味着这个大的整体，在运作机制上，必定出了毛病，而且是出大毛病了。

君子不党，这是孔夫子的一句话。党，即朋党，是一种为争权夺利，排斥异己而结合起来的集团。君子，可以理解为正派人的意思，那就是说，正派人不搞这些不正派的朋比为奸，沆瀣一气的活动。这种派性现象，倒也不光是中国的特产，世界上凡国家、凡政党、凡机关团体、凡宗教，文化，社会团契；一直到黑手党，丐帮，行骗、扒窃的秘密组织中，都有不同形式的朋党存在。

不过，外国人搞派别活动，有阴谋者，也有阳谋者。公开亮出旗帜，毫不掩饰观点。这可能和他们的社会机制，也就是我们经常批判西方的“假民主”有关吧？能够允许一些看法上的差异，做法上的不同，当然很大程度也是为了做做样子的。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则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亿万子民，只听一个声音的习惯，那就是皇帝的金口玉言。所以，朋党，也就是山头、宗派、小集团、小圈子等等，都是偷偷摸摸地经营，鬼鬼祟祟地活动，不见天日，秘密串连，眉目传情，心领意会，绝不敢堂而皇之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哪怕心存叛逆，暗藏杀机，定时炸弹已开始倒数计时，那脸上仍然是狗的忠诚，猫的甜蜜；嘴上还在高唱精诚团结之歌的。

朋党，是一种腐蚀剂。如果是公开的话，多少还能起到一点制衡的作用，或许不无益处。如果是地下活动的话，那就有百害而无一利了。

所以，袁绍之败，除了他个人因素外，这些谋士的内讧，也加速了他的灭亡。俗话说，“龙多不治水”，就是这个道理。若是像曹操那样，驾驭得住这些行云播雨的龙，便风调雨顺，岁稔年丰；若是像袁绍这样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手下的这些龙，就要让他倒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