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说：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

李贽说：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

在这个世界上，有聪明的聪明人，也有不聪明的聪明人，一件事，在前者手里，做得挺漂亮，挺圆满，在后者手里，以为手到擒来，结果逮不着狐狸，惹一身臊，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这个意思了。《三国演义》中的杨修，智慧过人，颖悟超群，看似绝顶聪明，其实却是个糊涂笨伯。他的聪明，不过孔雀尾巴上的羽毛，只是为他招来杀身之祸罢了。

漫说是一个统治者，即使普通人，也并不愿意让人揭开内心隐秘，触到痛处。杨修的这种轻薄行为，落在了刚吃了败仗，而且一直要收拾他的曹操手里，当然是找死了！

最后，就被曹操借口这次泄露军事机密，杀了。

曹操先杀祢衡；继杀孔融，后杀许攸，又杀崔琰。杀杨修，是比较晚的，好几次要除掉他，没有下手，或许嫉才的同时，也爱才吧，最后曹操还是将他枭首示众了。谁让他卷入宫廷继承的斗争中去呢？那是一种最危险的游戏，他下错了赌注，押在赌台上的，却是他的生命，对不起，上绞刑架吧！

因为曹操杀的这些人，是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是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左右舆论的力量。所以，比之他杀吕伯奢、杀陈宫、杀董妃、伏后，杀吉平、董承所产生的负面反应，要强烈得多。杀了他们，生前有人说，死后还有人说，再伟大的统治者，能堵得上一代人的嘴，堵不上后世人的嘴，当然就要产生久远的影响。

直到前不久，还有一出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来评估这段史实。

凡统治者，除极个别的把读书人捆绑起来扔到江里淹死者外，并不特别专门和知识分子为敌的。除非他暴虐成性，非要焚书坑儒不可。有的只是由于非知识分子出身，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理排斥情绪。例如汉高祖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最终按着叔孙通的礼仪彩排，尝到做皇帝的威风，也就改变了对儒生的看法。凡做皇帝，少不了需要谋士出主意，儒士写文章，文士唱赞歌，雅士凑热闹的。但不需要跟他持不同政见，有碍他统治的知识分子。因为所有当皇帝的人，无不相信曹操儿子曹丕的话，“文章乃千秋之大业也”，对意识形态十分看重。

尽管千百年来，统治者深知曹操杀了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受到后世人的谴责，名声很不怎么样，但也不怎么引以为戒。一旦知识分子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皇帝、军阀，仍旧照杀不误。所以要杀，原因就在唱反调。祢衡公开诽谤，孔融刺议朝政，许攸妄自尊大，崔琰反对称王，曹操当然饶不过他们。

历代统治者，绝对不杀知识分子者寡。不过，杀多杀少，也各不一致。有时候口子开大一点，能把大家杀得鸦雀无声，但有时候也不大灵，越是杀，唱反调者也越多，杀不胜杀，就只好杀代表性的人物，曹操就采用这个办法。因为他用的知识分子，怎么也比杀的知识分子多，所以他在历史上，不像坑儒的秦始皇那样被看作暴君。

至于杨修之死，好像又与祢衡、孔融、许攸、崔琰不尽相同。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指出：“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这大概也是一部分命运蹭蹬的知识分子不幸的根源。好出风头，哗众取宠，恃文傲世，性乖情异，这些文人恶习，若陛下不热衷文字狱的话，倒也不至于送命。不过，一部中国历史，也就是一部文字狱史，所以，李贽才这样说的吧？不过，他自己明白这个道理，但自己也还是死在这个“聪明而好露”上，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的性格悲剧了。

不过，杨修又当别论，他介入了宫廷的最高层次的权力分配的斗争漩涡中去。这才是杨修真正的杀身之祸。

他实际是那种不聪明的聪明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曹操爱才，有可能传位于次子曹植，他就成为植党。曹植有才，他也有才，惺惺相惜，亲密得以至曹植一天不见他，连饭都吃不香。其实，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每当接触到实际的继承问题时，所谓的“才”，决不是首先考虑的条件。如何保持这个政权，便成了第一位的选择标准。“才”，包括才干、才能、才智、才气……，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国之君来说，无才，国家机器照常运转，而有才，则必要施展，而施展，好和坏就各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杨修太看重“才”，曹操当然也不是不看重“才”，但一涉及到江山大业，大文学家曹操就得让位于大政治家曹操，他必须得把王位传给曹丕，这就是必然的选择。

当曹操征求贾诩意见时，这位谋士（自然也是知识分子了）提醒他袁本初废长立幼的教训时，杨修的头，从那一刻起，就不在他的脖子上了。

聪明过头，便走向反面，这岂是杨修的教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