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6月1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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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随缘读书做学问》

二月河:《随缘读书做学问》年轻时读到《五柳先生传》,一下子便被吸引了。“先生不知何许人”,“好读书不求甚解”,也觉新奇洒脱。这和先贤韩愈讲的“术业有专攻”,和老师们聒噪的“精读慎思”,怎么瞧都带点别扭的味儿。这点迷惘困惑一直萦绕了几十年,以至于一直以为陶渊明老先生是在自嘲,是随便的一句调侃。后来渐渐地步入中年,心中眼中浮翳渐去,才晓得那是一种境界,一种读书治...

二月河:《随缘读书做学问》

年轻时读到《五柳先生传》,一下子便被吸引了。“先生不知何许人”,“好读书不求甚解”,也觉新奇洒脱。这和先贤韩愈讲的“术业有专攻”,和老师们聒噪的“精读慎思”,怎么瞧都带点别扭的味儿。这点迷惘困惑一直萦绕了几十年,以至于一直以为陶渊明老先生是在自嘲,是随便的一句调侃。后来渐渐地步入中年,心中眼中浮翳渐去,才晓得那是一种境界,一种读书治学的方法。

说到自己读书治学,想了想,其实是没有什么章法的。“文革”时在部队锻炼,有条件偷偷读到二十四史,但每天不停地看“本纪”、“世家”、“列传”之类,有点“千篇一律”的感觉。那固然比“三忠于”、“四无限”之类的事儿有意思,但还是不能满足,只好见书就读。从《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到《奇门遁甲》,从《儒法斗争史》到《基度山伯爵》,今天读《皮克威克外传》,明天又是《宋元学案》;忽而读到《第二次握手》,倏然又读《辞海》、《诗经》、《楚辞选》等等什么的。看见什么读什么,摸到什么读什么。为名为利研读治学的心思不但没有,连想想也自觉渺茫而且“有罪”。

当时读到的书都是战友、朋友暗地传借的,有的有个封皮儿,有的没有,既无头也无尾,烂得像用久了的尿布片子。读到最后,只记得几个片断情节,著述人是谁、何时出版、定价几何,统统都懵懂。然而,就是这般瘟头瘟脑地读了去,居然也得了不少的文史哲知识。后来,条件好了,有条件系统地连缀贯串一下,也就成了有用的知识。写《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原始积累就在这个时期。当时真的没什么目的,有点像一只饥饿的羊,到了一片草地,见什么草都拼命吃。有一个词现在很少用了,那叫“羊狠”。

所以我认为,读书也好,治学也好,是不宜给自己划定一个框子的,相反应该随缘。倘使你要当冯友兰,要当任继愈,当孟森,当戴逸,当周远廉、冯其庸这样的,那也是非有兴趣不可。博之外非要下工夫“求其甚解”。这些先生的文章道德都建立在严谨的逻辑思维上,精金美玉般琢磨钻研,苦心孤诣地构架。那是他们讲究读书治学的“博”与“专”使然。但若是二月河之辈,虽也讲个兴趣,但似乎就不妨粗放些了。即使有点“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吞而下,快何如之?而且人参果的营养也未见流失。

所以要根据你自身的条件来办,这就是我想说的“缘”。读书本身就比打麻将有意思,是其乐无穷的事。读书不求甚解也其乐无穷;读书偶得甚解,则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于初涉学堂的青少年,更不宜画地为牢。套一句《山门》里的词儿——“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如此便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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