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实与虚构之间的立场抉择——以孙犁短篇小说《山地回忆》 为例

在纪实与虚构之间的立场抉择——以孙犁短篇小说《山地回忆》为例

    ⊙杨宇航［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天津300382］

摘 要：如何平衡好文学创作过程中纪实与虚构的关系，是每一位作家必须直面的问题​‍‌‍​‍‌‍‌‍​‍​‍‌‍​‍‌‍​‍​‍‌‍​‍‌​‍​‍​‍‌‍​‍​‍​‍‌‍‌‍‌‍‌‍​‍‌‍​‍​​‍​‍​‍​‍​‍​‍​‍‌‍​‍‌‍​‍‌‍‌‍‌‍​。孙犁等出身于解放区文学的作家更是将小说的“真实性”奉为艺术创作成就的评价准则，但将《山地回忆》一文与其晚年的回忆性散文相对照，则不难发现其中的抵牾之处​‍‌‍​‍‌‍‌‍​‍​‍‌‍​‍‌‍​‍​‍‌‍​‍‌​‍​‍​‍‌‍​‍​‍​‍‌‍‌‍‌‍‌‍​‍‌‍​‍​​‍​‍​‍​‍​‍​‍​‍‌‍​‍‌‍​‍‌‍‌‍‌‍​。故而本文在梳理文本之间存在的裂隙后，进而探究这一裂隙的形成原因,以及孙犁本人所持有的创作立场​‍‌‍​‍‌‍‌‍​‍​‍‌‍​‍‌‍​‍​‍‌‍​‍‌​‍​‍​‍‌‍​‍​‍​‍‌‍‌‍‌‍‌‍​‍‌‍​‍​​‍​‍​‍​‍​‍​‍​‍‌‍​‍‌‍​‍‌‍‌‍‌‍​。

关键词：孙犁 《 山地回忆》 纪实 虚构

1949 年12月，新中国伊始，作为解放区文学之中的进步作家，定居于天津的孙犁执笔写下了一篇题为《山地回忆》①的短篇小说。《山地回忆》的笔调富有独属于山野村落的闲趣与诗意，更是充溢着孙犁一贯侧目的如玉石质地般纯粹的天然美感和朴质气韵。小说中“妞儿”这一女性人物同其笔下的“水生嫂”“小满儿”等形象相近，有着极为质朴诚挚的山野之风——为人泼辣、豪气、直率，做事勤快麻利，言辞之中虽然夹带着尖锐甚至略显刻薄的语调，但却总是怀揣着人性之中的良善和真挚。这与孙犁所秉持的文艺创作观相吻合，他认为一些美好的素质和情操，是普遍存在于普通群众身上的，并非只集中在个别的先进人物身上。因此，孙犁总是将目光投射乡野间劳动者的美好一面，竭力发掘平凡者具有的动人的精神因素，进而展露出人性的纯美和良善。

1978 年9月，孙犁岁近暮年，追忆创作此篇小说的缘由时，他提笔撰写了《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 。②在这篇回忆性质的随笔之中，孙犁直言自身的创作缘起并非是一件“美好的记忆”，反而是自己在当时的山西省忻县进行游击作战时，与村中一位洗菜妇女所发生的口角“纠纷”。

1983 年7 月，《语文学习》刊发了周忠麟在该年春日探访孙犁的记叙性文章《山地育奇葩——访孙犁同志》。而这篇文章与《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恰好建构出了一层对话性和互文性，即自我言陈直述与他者旁观转述。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这两篇随笔性质的短文，所述的内容和论调存有着不少与《山地回忆》的情节相互抵牾的裂隙。

如果将此三篇文本进行对照剖析的话，其中虽有着些许明显的矛盾之处，但这背后的形成缘由，则更值得探寻一番——在解放区文学的创作理念中，追求文本的“真实性”犹如一道光束，时刻被文艺从业者奉为圭臬。但小说归根结底仍是一种“虚构”行为，其中势必含有着有违于“真实”的因子。故而在这种情形下，解放区文学乃至1949年后的50 至70 年代文学中的诸多作品，都不可避免地面对着如何处理并协调好“真实与虚构”两者关系这一具有原初性和根本性的“任务”。

本文首先对三篇文本的内容进行对照梳理，而后再对这些“裂隙”存在的缘由尝试探究，进而思考作为解放区文学中与“赵树理方向”齐名的“另一个方向”的孙犁在协调“纪实与虚构”这一关系时，抉择并秉持了怎样的创作准绳和文学立场？

一、关于三篇文本之间存在的抵牾之处

通过对上述三篇文本进行对照梳理，其中的抵牾之处，或是说作者“有意”而设置的“虚构”，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方面：

（一）叙述对象的置换与糅合

作为与孙犁笔下的吴召儿、小满儿等人物极为相近的农村女性，《山地回忆》之中的“妞儿”有着谱系化人物的性格特征——为人泼辣率性且真挚纯善，性情爽快又稍显尖刻，做事勤劳能干并有着乐观劲头，对于抗战军人有着天然的信赖与支持。然而在《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中，虽同有一场交谈不快的经历，但孙犁提及现实中的缘起时，却显露出了别样的态度。由于孙犁在洗碗时意外被手榴弹炸到，虽然只是“污水和一片菜叶”喷溅到了脸上，但孙犁还是被惊吓到，“不得不到村外的小河里去把脸洗一下”。就在其洗脸的时候，由于“心里一时挂火”，便“和一个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了起来”。虽然其中具体的缘由为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双方各自败兴而归已是事实。

然而在小说之中，“妞儿”有着口舌之利，一番唇枪舌战之后，“我”非但没有悻悻然离开，反而受到了“妞儿”的关注和在意。孙犁自己坦言：“小说里那个女孩子，绝不是这次遇到的这个妇女。这个妇女很刁泼，并不可爱。我也不想去写她。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换言之，“妞儿”——从河边与作者发生争执的有些粗鲁的妇女被置换成了一个孙犁有意进行虚构的作为“集合式”存在的人物，这种对于人物进行特征选取并加以糅合化处理的操作，和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所阐明的创作立场一样，“人物的模特，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作为小说的主要因素，人物的设置是文本合理性存在的关键，在现实基础上对人物进行虚构、置换和糅合是一种极为常规的创作行为，《山地回忆》亦是如此。

（二）现实背景的错位与淡化

依照孙犁的自我回忆，其遭遇战火横扫的时间点是“一九四四年春季”，与农妇因小事发生纠纷的场所也是离开河北阜平县后，辗转游击到了山西忻县。而小说中点明的信息为“一九四一的冬天”和冀中平原的阜平县，仅仅就时间和地点而言，事件所开展的现实背景已经发生了极大的错位变形。再者，包括《荷花淀》《芦苇荡》在内的“白洋淀纪事”皆是以一种含蓄蕴藉的笔调从日常生活介入，描绘农村中群众的抗战行为，《山地回忆》亦是如此。但相较于孙犁自身在忻县亲历过的土制定时炸弹的生死一线和部队转移路途中不断传来的枪炮声，小说之中宁静平和的日常化、生活化情形着实是将现实中发生过的凶险加了一层有着朦胧效果的面纱，孙犁将笔触调至柔和的光明境地，有意地借助虚构背景的手段，将战争的残酷、伤痛、苦难加以淡化处理。

（三）部分情节的嫁接与填补

就小说所述事件的本源，即在河边发生的纠纷而言，孙犁写道：“我非常气愤，和她吵了几句，悻悻然回到队上，马上就出发了。”故而小说中，“妞儿”所做过的包括做袜子在内的一系列举动其实与原型事件并不吻合，甚至是大相径庭。但是孙犁自己强调，“洗脸洗菜的纠纷，不过是引起这段美好的回忆的楔子而已”。换言之，作者明言自己在通过嫁接的方法来对文本情节进行着“张冠李戴”式的虚构化处理。而这种情节设置的方式同上文所讲述的人物处理一样，也是一种极为普遍的存在。鲁迅就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陈言：“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孙犁在《山地回忆》中也是如此。除了部分情节的嫁接，在小说首尾处，“我”与“大伯”在天津的重逢则是一种填补，有意对时间线的排布进行扩展与延伸，为的是使文本事件更具有一种现实感和生活气，从而体现出一种“真实性”。

（四）情爱话语的添置与意图

无论是在《吴召儿》中，“我”对“吴召儿”在截击之后命运如何的担忧；还是《山地回忆》中，“妞儿”主动为“我”缝制袜子，关心“我”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以及“我”为“妞儿”一家卖枣纾难和购买一架织布机子的帮衬。孙犁在设计男女人物之间的关系上，总是会添置一些含蓄朦胧、略显晦涩的情爱色彩，但这些往往都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克制的情愫。在作者自己的回忆和旁人对其的访谈中，虽然孙犁吐露了自身的原初看法——“妞儿”，更多的只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想概括她们可爱的特征”。但我们并没有捕捉到这样一层蕴藉其中的情爱关系的踪迹，而这种情爱话语的添置，或许是作者在创作时的一种潜在地、无意识地流露。

陈顺馨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一书中，认为男性作家在刻画女性形象时总是立足于男性自身的固有视阈进行叙述，所采用的修辞手段往往并不能契合女性的本体。但也指出，孙犁似乎是男性作家中的一个例外，能够自觉地将叙述视角较为合理地设置在女性形象之上。结合着《山地回忆》中存在着的情爱话语，如果真的要找出一个所谓的意图，或许就是孙犁自己所追求的创作立场——“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而一句“确实如此”，或许点明了也道尽了孙犁本人真正的创作意图——出于一种真切的赞扬。

二、在抵牾与裂隙的背后

在梳理和盘点完上述的四个与实际情况相抵牾（或是“虚构”之处）后，我们可以洞察出孙犁所秉持的文艺创作观。除了前文已经论述过的，对于人物塑造上“集合式”的置换和糅合，文本情节上选择性地或错位淡化或嫁接填补之外，《山地回忆》一文更在素材选取与创作立意上体现出了孙犁一贯的并以此著称的个人文风。

解放区文学是由20 世纪30 年代的左翼文学发展而来，在文艺政策的指导下，孙犁不断地将创作实践与西北广大贫瘠农村中的农民读者相结合，将革命现实主义的小说民间化，并且把“现实与民间”放置到独属于自己笔墨的“抒情化描写”的文本机制之中加以展现。

与赵树理着重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农民心理思想改造的艰难历程不同，孙犁小说侧重于挖掘农民的灵魂美与人情美，艺术上追求诗意般的抒情性和风俗化描写，带有浪漫主义的艺术气质。在《山地回忆》中，这一点体现得极为显著。孙犁的多数篇章所着意刻画、赞美的人物都是底层劳动妇女，相较于先前描写劳动妇女生活苦难的传统不同，如鲁迅的《祝福》、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沈从文的《萧萧》——这些作品所叙写的多为烟尘中受伤的灵魂，或是人性原始的灵魂美，孙犁所要表现的是解放了的新时代的劳动妇女的灵魂美，显现出更多健康的色彩，并且人物的美好秉性产生于现实的新的阶级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土壤中。

孙犁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中表示：“农村青年妇女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③具体到文章中而言，这些对战争中女性的崇高敬意便转化为孙犁对于诗意美的执着追求——痴迷于捕捉生活中女性劳作、闲谈甚至是战斗的瞬间，强调对农村劳动女性形象的印象式素描，不断将个人的主观情怀与文本的内在逻辑客观地结合，并加以突出呈现。对于那些非主要、不鲜明的部分，其常常是坚决舍弃，以达到单纯与完整的统一，故而他不着重表现战争的残酷与伤痛以及农民的苦难与心灵的重负，而是努力展示出农民在战争中的民族正气以及农村妇女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觉醒和美好心灵的闪光。

文艺作品中一切的“纪实”或者是“虚构”，于孙犁而言都不只是为了“机械地再现生活，而是更集中、更典型地反映生活”。

三、文学“纪实”能否成为一种可能？

顺着上文所引出的话题不妨延展开去，“纪实”与“虚构”的二元关系是伴随着小说的出现应运而生的。从古至今、自东而西，这一问题早已是议论纷纷、喋喋不休——小说用于“纪实”的可能性是否具备？或是说作家来进行“虚构”的合理限度存在于何处？

1952 年，王元化在《向着真实》的后记中写道：“写出真实来！……这句话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文艺上的许多错误，不正是因为忘记了它才滋生蔓延起来的么？”故王元化认为：“真正的倾向性不能游离于艺术形象的真实性之外，而是从艺术形象本身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④倾向性是作家的立场观点在认识、掌握和表现生活时有意或无意的表露，它只能从艺术形象的真实性中显现出来。

故而笔者认为，上述这一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创作者对于“纪实”和“虚构”此两者究竟是作为小说自身的本质而存在，还是作为一种展开创作的手段而存在。

于当下的评判认知而言，小说是一种以虚构为本质机制的文体，这一观念早已是被“规训”到位的“常识”，甚至于在20世纪80 年代，现代派的先锋作家们更是要突显出小说的虚构本质，或者是将其作为一种修辞手段运用。之后一段时期采用仿真美学的创作立场，认为小说创作的本质就是在叙述历史——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而如果有主体作为事件参与性的存在，则更能突出文本的纪实性和绝对可靠性。所以，“纪实”不仅仅是小说家进行创作的一种手段，也是那一时期小说的“本质机制”；而在很多的时候，这一“指标”更像一盏远处的灯火，是诸多文艺从业者竭尽自身的全部气力渴望抵达的终途和彼岸。故而当20世纪60 年代的评论家⑤ 质疑“梁生宝”的人物真实性时，柳青万分愤然并予以极大的驳斥和反对。⑥这一论争的背后本质还是在于双方对于“真实性”的理解立场。柳青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作家总是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水平和阶级感情组织情节和描写情节”，而这种写作立场也是孙犁所持有的——“把文学创作作为对某些观念进行阐释的创作思想。”⑦

回到孙犁的《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一文，他认为“纪实”有时又沦为了遭受指摘的隐患和弊病。因此，一味遵循左拉式的自然主义的“追求绝对的客观性”，似乎难以解答创作立场的自我困境。

四、结语

借助两篇随笔文章，我们验证出了《山地回忆》之中具有无法否认的“纪实”成分，但诸多“虚构”之处也的确存在。在这“虚实并置”的文本中，比起探究“实”有哪些，“虚”又有哪些，更为重要的便是孙犁在创作时的动机以及其所立足的立场——“写的都是我的生活，在写的过程中构成了故事，而不是先把故事想好了，然后再去做文章，我一向不是这样”。

故而，对“纪实”与“虚构”的争论在孙犁这里似乎难以具备探究下去的语境，但在字里行间，我们不难感受到作为解放区革命作家的代表，比起言之凿凿的、非此即彼的创作意图和立场选择，孙犁更愿意投射出自己对于过往的脉脉温情。不是为了“纪实”，也不是出于“虚构”，这样的结果似乎并不能令本文有一个笃实明确的结论，但似乎正是因为孙犁的温情脉脉，使得他的文学创作中留存着别样的图景。或许也正是出于一份温情，一种在战争年代仍能够葆有的浪漫气韵，孙犁成为一位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但是这其中亦有着诸多的意趣，更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①《山地回忆》首发于1949年12月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②《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收录于《晚华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③ 《关于〈荷花淀〉的写作》收录于《晚华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④观点引述自王元化《对文学与真实的思考》，收录于《王元化文论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⑤代表性文章有邵荃麟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和严家炎的《关于梁生宝形象》。

⑥柳青于1963年在《延河》杂志上发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对严家炎予以尖锐的反驳。

⑦洪子诚：《作品的总体构思和主题提炼》，《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作 者：杨宇航，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