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辨陶渊明与庄子之“任真”

试辨陶渊明与庄子之“任真”

    ⊙陈军［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昆明 650500］

    摘要：“任真”即“守真”或“保真”，取自《 庄子》，意为隐居避世，谨守本性而无违​‍‌‍​‍‌‍‌‍​‍​‍‌‍​‍‌‍​‍​‍‌‍​‍‌​‍​‍​‍‌‍​‍​‍​‍‌‍‌‍‌‍‌‍​‍‌‍​‍​​‍​‍​‍​‍​‍​‍​‍‌‍​‍‌‍​‍‌‍‌‍‌‍​。从古至今便有不少学者名家将陶渊明的“任真说”与道家庄子“贵真”的哲学思想合为一枝，如近代有陈寅恪曾言陶渊明“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而古代也有南宋朱熹称“渊明所说者庄老”​‍‌‍​‍‌‍‌‍​‍​‍‌‍​‍‌‍​‍​‍‌‍​‍‌​‍​‍​‍‌‍​‍​‍​‍‌‍‌‍‌‍‌‍​‍‌‍​‍​​‍​‍​‍​‍​‍​‍​‍‌‍​‍‌‍​‍‌‍‌‍‌‍​。可见不少学者都将陶渊明所求之真与庄子的贵真理念紧扣，认为陶渊明所求之真即为贵真​‍‌‍​‍‌‍‌‍​‍​‍‌‍​‍‌‍​‍​‍‌‍​‍‌​‍​‍​‍‌‍​‍​‍​‍‌‍‌‍‌‍‌‍​‍‌‍​‍​​‍​‍​‍​‍​‍​‍​‍‌‍​‍‌‍​‍‌‍‌‍‌‍​。但在对二者的思想经过仔细分析后，笔者以为不然，二者在内涵、构成与本质三个方面均存在不小的区别，本文将尝试一一予以论证。

    关键词：陶渊明庄子 任真说

    一、内涵不同：素志之真与天性之真

    “任真”这一思想内核贯穿陶渊明的一生，他渴望归隐、喜好饮酒、甘于贫困、咏怀怀古、感士不遇、赋归去来，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任真。在陶集中，总共有十处用到“真”字。刨除三处作状语，表示“真正”义之外，还有七处分别是：“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往曲阿作》）。以上七处的“真”，或解作与世无争，与物无忤的状态（“任真”一句），或解作归隐躬耕（“养真”一句），或朴素、率真的自然（“含真”一句），又或少有守真之人（“复真”一句），或淳朴的风气（“真风”一句），或玄妙难言的天地意趣（“真意”一句），或山野避世的田园理想（“真想”一句）。综合七种“真”义，无论是与世无争，还是归隐躬耕，抑或是淳朴的风气，其实都可见陶渊明一辈子所任的“真”其实都在指向他所守的素志，即归隐田园，纵情山水，不苟合取容，不苟求富贵之志。他在诗文中也常常言道：“衔觞赋诗，以乐其志”（《五柳先生传》），“敛辔朅来，独养其志”（《读史》），“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兮辞》序），“流浪无成，惧负素志”（《祭从弟敬远文》）。我们将上述含“真”与“志”的诗文合而观之，从其中可以看出这个“真”就是陶渊明“志”的代名词。

    而相比陶渊明的素志，庄子所认为的“贵真”之中的“真”，其含义则指的是人内在最为精诚的东西，类似于天性。《庄子》中有《渔父》篇可为证，其时孔子愀然问渔父何为真，渔父答：“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可见，庄子认为“真”不仅是人内在最精诚之物，更是由上天所授予，自然环境是无法变更的，因此他主张“法天贵真，守真勿失”。其实简言庄子“贵真”的要义，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生来便固有的天性，庄子认为大道“贵真”就是要恪守住内在这种具有上天赋予性质的本性。

    孟子云“知人论世，以意逆志”。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末期，门阀制度森严，虽国家不至于完全破碎，但仍旧是战事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东晋官场上为了争权夺利，更是官官相护，彼此勾结，黑暗且腐败。面对此等虚伪之辈，陶渊明一腔赤诚的报国之心，满怀的猛志皆被一一辜负。此后他再不愿以志示官场之人，素志素心都只可在其醉酒之后的诗文中得见。他对时局已不是失望可以言之，此生只愿得几亩山野之田，一壶乡村浊酒可以抱守终老。对比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末期，庄子生活在战事频仍的战果中期，彼时百姓的生活也是一片水深火热。在这个兴亡皆苦百姓的年代，庄子鄙视那些为了权力互相倾轧的王侯权贵，他大骂“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放眼所见，世俗一片虚伪，他的内心历经一番挣扎后，只愿能借助“坐忘”一法屏蔽这人世间的种种丑恶，最后更希冀到达他内心深处那片去伪存真的道之领域。由上可窥见二者的“任真”在内涵上完全不同，陶的“任真”是一种不为世俗折腰的素志之真，而庄子的“任真”是坐忘万物、抱守本性的天性之真。

    二、构成不同：众家之真与一家之真

    从陶渊明的生平来看，我们不难得出构成他“任真”的要素繁多，杂撮众家。主要包括儒家思想、两晋玄学以及个人的人生参悟与体验。陶渊明生在一个显宦之家，虽家道中落，但家中藏书颇丰。自少时起，他便对儒家诗书有所偏好，如《饮酒》中所言“游好在六经”，可见儒家思想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积极入世的思想，自小便对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其诗文中引用儒家《论语》中的典故也不少，如“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丙岁辰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诗里安贫乐道的心境，呼应了“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也呼应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可见儒家师生的生活态度也影响了后来归隐的陶渊明对生活的看法。谈完儒家对陶渊明的渲染后，再看两晋玄学对他的影响。东晋时候，佛教已经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只是影响力没有玄学那么显著。但佛教中有一支般若学在当时却是异军突起，流行一时。结合史料不难获知，佛教般若学的流行与其借用玄学的观念与方法不无关系，总之，一时间文会、清谈之局中出现了玄佛合流的现象。整个东晋玄学的新变之处有二：一是相较于西晋的空谈之风，由坐而论道变成了起而行之，使得“玄风内敛于心而不悬于口，外化于行而不彰于论”。简言之，便是由谈玄变为了体玄。另一个变化则是在玄佛合流之下，时人的守拙意识更加具体化，由西晋时期文风、政风上的清虚淡约变为更加具体的自我反思和约束。文人墨客不再只是清谈各种有无、本末、自然与名教的理论，更是自觉而积极地在精神上付诸实践，去寻找自然与名教的相通之处，寻求二者合一的契机。陶渊明正是在这个“仕与隐二者是否只能互相矛盾”的扣心之问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想来他最终的“守拙归园田”，也正是在日益自觉的东晋士人风气与黑暗的现实等多方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做出的选择。最后是陶渊明的人生经历，陶渊明虽出自贵族世家，但父母都死得早，分别在其八岁、十二岁的时候去世，他和妹妹都寄住在外祖父家里。有诗为证：“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陶渊明在二十岁游宦之前都一直穷困潦倒，曾在诗中言道“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其外公孟嘉是东晋名士，为人颇有襟怀且淡泊名利，名声颇佳，他对陶渊明年少时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而且还不止于性格。《晋书·孟嘉传》记载孟嘉极好饮酒，为人和气而且正派，在当时极为受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重视，曾于龙山宴席上，风将帽子刮走也浑不在意，只顾饮美酒。更有甚者，尝于内心有所体悟时，超然驱车往龙山，顾影自酌，直至晚时才归。可见孟嘉也是极爱自然山色的，对此还有例证​‍‌‍​‍‌‍‌‍​‍​‍‌‍​‍‌‍​‍​‍‌‍​‍‌​‍​‍​‍‌‍​‍​‍​‍‌‍‌‍‌‍‌‍​‍‌‍​‍​​‍​‍​‍​‍​‍​‍​‍‌‍​‍‌‍​‍‌‍‌‍‌‍​。在孟嘉任长史时，上司桓温曾问过他：“为什么弦乐不如管乐，而管乐又不如口唱？”答曰：“那是一个比一个更接近自然的缘故。”可见，自然在孟嘉心目中的地位是不低的。在孟嘉故去后，陶渊明还专门写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将外公孟嘉的生平写得十分漂亮。在整篇文章中不论是风吹官帽不以为意，还是等闲辩驳宴席间的嘲弄，孟嘉的举止都不可谓不具名士风流。由此足见他这位“隐则隐，仕则仕，行不苟合”，性格颇具特点的外公对陶渊明的影响是非同一般的。若仔细对比此爷孙二人晚年的形迹，我们也不难在彼此身上找到对方的影子。

    相比于此，庄子的“任真”思想则是继承于老子但又有所不同。在《道德经》十九章中有“见素抱朴”一句，在二十八章中有“复归于朴”一句，二十八章王弼注：“朴，真也。”我们知道老子所求的抱朴归真，是号召人们要回到一种最原始的生活状态，就如他在《道德经》第八十章中所说“邻国相望，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种从外在事物上追求朴质的生存理念，而庄子的“任真”在此影响下，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抱守内在的天性不违背，抛却外在一切，坐忘万物而始可闻道的理念。他们二者，一个是求诸于外，另一个则是求诸于内。可见庄子在老子的思想基础上，对“真”义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解释，是对老子“抱朴”思想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因此陶、庄二人的“任真”从构成要素上看，也是有所不同的。

    三、本质不同：入世之真与出世之真

    除却内涵与构成之外，读陶、庄之作，可以明显感到的便是二者“任真”的本质不同。不难看出陶渊明的“任真”背后本质上是一种入世之真。他曾在许多诗中多处提到自己的政治抱负：“衔觞赋诗，以乐其志”（《五柳先生传》），“敛辔朅来，独养其志”（《读史》），“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兮辞》序），“流浪无成，惧负素志”（《祭从弟敬远文》）。可见，陶渊明的志向与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等入世精神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也许正是基于这一层关系，后有宋代陆九渊曾言陶“有志于吾道”，真德秀也说“渊明之学，正自经学中来”，明安磐也曾评论陶渊明“有志圣贤之学”。可见，陶的归隐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又不难得见他归隐只是为了更好地入世。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面对一个门阀制度森严、贪污腐败成风的时代，一种“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的社会风气，他有心无力。而他也不愿在如一潭污水的黑暗官场中彰显他的长志，因为他深知才华无用，阿谀奉承才是这个名利场的主旋律。因此，三次出仕中屡屡碰壁的他，被迫归隐，可又不甘归隐，于是他的归隐便不是简单地立在远处观望，而是选择以归隐这一方式跳出这汪政坛死水，以一种高屋建瓴的上帝视角严肃地审度着东晋时局，同时也认真思考己生。他在“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这般鲜少忧虑的躬耕生活里并没有丧志，相反常常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的慷慨悲歌。“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这般诚挚的叹流年滑过而无寸功的哀痛，正是由陶渊明心底发出的。谭嗣同也曾评价陶渊明“陶公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者，世人惟以冲澹目之，失远矣”！可见陶渊明的“任真”，本质上还是入世的。他并非是一个隐居消极避世，谨守本性而无违的逍遥散人，而是一位怀入世之心而隐居不仕，独守素志而半分不可屈的高士。相比而言，庄子的“任真”便带有颇为明显的出世意味。他一心求索大道，目的是为求得精神超脱于物外而与大道合一，做到无人无我。因此他认为大道“贵真”，凡尘俗事应使之顺遂自然，不应以人力干涉，否则只能“禄禄而受变于俗”，不能法天，不知贵真。而后为求超脱于人世，也为了守真得道，“撄宁”是庄子的修炼之法，“真人”是他的理想境界。在《庄子·大宗师》中，庄子假借南伯子葵向女偊问道引出“撄宁”一法，即以圣人虚淡的心境去坐忘万物，由此便可感受到道的存在。同样在《庄子·大宗师》中，“真人”这一理念也被提及，“真人”是道的意志的形象化，在庄子看来，“真人”是参悟透生死，通晓世间至理，无所不能的大能，是他所追求的道与理的极致体现。由此观之，庄子“任真”的目的是以“撄宁”坐忘万物，从而超脱出我们所在的人世，而直抵他所求大道的天地中，成为一名“冯虚御风”的真人，他的出世到此已经是一种形而上的出世，而这也是陶、庄二人“任真”的一个显著区别。

    三、结语

    从内涵、构成与本质三个角度对比陶、庄二人的“任真”思想，可知陶渊明的“任真”与庄子的“任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陶渊明的“任真”是对素志的坚守，是受到各家思想的涤濯后的自成一派，也是积极入世的人生写照。而庄子的“任真”则是对内在天性的抱守，是老子抱朴归真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同时也是形而上的出世的修道信条。

    对于这二者，我们大概可以说陶渊明“任真”思想的外壳确乎是源自庄子，但就其思想内核而言，却是属于陶渊明自己的。如我们单凭此外壳便把陶渊明及其思想划归到道家学派之中，那就有些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因为旧瓶装新酒，古来有之。如陆机在《文赋》中说：“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而黄庭坚在其主要诗歌理论中更是提出要“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可见主张采纳前人思想为己所用，这是为诸多名家所倡导的，只要不是完全照抄或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毫无创新与活用，这都是为人所接受的。而且要知道在庄子之前，陶渊明还受到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感染，总不能因此称他为儒家的信徒吧。故归根究底，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只要是一个社会的人，他的言行举止多多少少都会带着社会的痕迹，陶渊明也不例外。细细看来，他也是杂取各家之学，在此之上创造性地运用于己身而终成一家之言。陶渊明的“任真”是属于他自己的，这是他在经历了种种现实的困顿与精神的倾轧之后，从血与汗中领悟出来的人生真谛，是他对黑暗的东晋官场最后的抗争，也是他留给历代文人士大夫最后的精神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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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陈军，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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